中国近代史丛书 祥贡动 上海 A ==========第1页========== 863 中国近代史丛书 ,IH州HWW座2Wtti 洋务烫功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女版社 기기기기하 ==========第2页========== 中国近代史丛书》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上海人天女版糖出版(上海绍兴路5号) 系考专在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市印涮六厂印刷开本787×10921/32印张3.125学数57,000 ·1973年9月第1版1973年9月第1次印刷印数1一350,000统一书号：1117156定价：0.18元 ==========第3页==========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 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 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 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 同压迫人民大众。 ==========第4页==========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儒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第5页========== 目 录 一、洋务和洋务派的产生… …1 二、清朝政府的逐步买办化… 6 三、洋务派的“求强”活动… ……17 四、洋务派的“求富”活动… ……25 。五、建立海军… ……38 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46 七、洋务派的儿个集团… …54 八、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59 九、早期改良主义者对洋务派的非难…67 十、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洋务运动的结局…76 ==========第6页========== 一、洋务和洋务派的产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清朝官僚层内锨起了 一股办洋务的热潮。所办洋务，包括对外交涉、通商，编练新式海陆军，开办工厂、列业、铁路、电报、学堂等等，而购买和仿制洋枪大炮、轮船铁舰，又是所办洋务的中心内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史书，把这些活动称作“同光新政”，意思就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举办的“新政”；又称“自强新政”，以为这是清朝统治者要求“自强”的表现。 在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战败，请朝政府一一部分官僚感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大变局，如果不谋求对策，反动统治就难以继续下去。他们采取了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路线，来挽救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洋务运动就是这样出场的，所以说，它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翰林院编修郭嵩秦（音桃©）、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及在上海一带的部分官僚，就主张承认外国侵略者的要求，以换取外国侵略者的军事援助，镇压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代表清朝政府与英、法侵略者袋 s19 ==========第7页========== 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诉（音亦心yi×)、大学土兼军机大臣桂良，和军机大臣兼户部左侍郎文样等人，同外国侵略者挂上了钩，得到了启示，立即上疏说：“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指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把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国内革命，明确地放在第一位。他们还竭力鼓吹遵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信义笼络”。奕诉等人的论调表明，清朝政府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准备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来镇压国内革命。 外国侵略者十分欢迎清朝政府的这一改变，他们用军事进攻的手段迫使清朝政府屈服后，立即转过身来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要征服中国这样一个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民族，要直接统治这样一个国家和人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决定保存和扶持对他们屈服了的清朝政府，以便通过这个政府控制中国，榨取中国人民，建立他们的殖民统治。英国驻华公使人鲁斯，明白表示：“新的东方问题之可能发生，是由于中国（指清王朝）的衰弱，而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他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共同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加强清政府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卑思想的指导下，外国侵略者纷纷表示，愿意在军事上帮助清朝政府。法国公使扬言，法国愿意派兵协助清军作战，俄国公使声称，俄国愿意派遣海军进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俄、美两国 ==========第8页========== 并慰意帮助清朝政府，从南方运漕米进京，解决北京因战争封锁而产生的粮食恐慌。外国侵略者愿意直接出兵、出船，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使清朝政府十分高兴。正在皖南祁（音其9）门与太平军作战的湘军头子、两江总督曾国藩（音凡f),兴奋地对清廷说：外国愿意出兵助战，应该给予“奖励”，并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音殊sh)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但是曾国藩害怕外国出兵，不仅会分去他的军功，而且还会夺去他的军权，主张暂时不要俄、法等国出兵。清廷也顾虑俄、法、美等国“所贪在利”，担心它们通过协同出兵，提出额外要求，难于应付。 外国侵略者着出，清朝政府对他们立即出兵干涉太平天国革命，还存有一些疑虑，就打算从军备、武器方面支持清朝政府。俄国声称愿意送给鸟枪一万杆、炮五十尊；法国声称愿意卖给清朝政府新式枪炮，并派人教习制造，英国声称愿意卖给清朝政府小火轮船十余号，装备精利枪炮，并愿意派人帮助清朝政府驾驶轮船，管理新式火炮。清军正与太平军在苏、皖、浙三省大战，迫切需要这些新式武器，奕䜣和曾国藩便上疏要求购买。特别是曾国藩，他说购买外洋船炮是挽救当时局势的“第一要务”，主张不仅购买，而且要访求智士巧匠，自己制造，用以攻剿太平军，湈求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 在这里，曾国藩把学习外国制炮造船的本领，当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救命稻草。洋务运动正是以此为起点，在清朝官僚层内掀起的。·· 必须指出，向外国学习制炮造船本领的思想，并不始自曾 ·3 ==========第9页========== 国藩。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在禁烟和抗英的斗争中，看到外国侵略者的军事优势，在于先进的军械火器，便向外国购买过枪炮，又仿照外国船舰式样，试造战船，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外国制造船炮的技术，以抵抗外国侵略者。在他的倡导下，有龚振麟、郑复光、丁守存、潘仕成等一批人，对制造船炮作过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郑复光并把当时取得的造船技术和经验综合起来，写成《火轮船图说》。为了推动这种试制工作，使它变为经常化，林则徐在被撤去两广总督前，曾上疏道光皇帝，要求提用关税银的十分之 一，仿造外洋船炮，说“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则制夷已可裕如”。颟预（音瞒阴平鼾man han)的道光皇帝，竟批为“一片胡言”，扼杀了这个建议。不久，林则徐被革职流放，魏源继起发挥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根据那时能够得到的外国资料，编著《海国图志》一书。认为外国侵略者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三者都应该“因其所长而制之”。.林则徐、魏源是坚决主张抵抗外国侵略的，他们“师夷之长技”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就是把敌人的“长技”变为自己的，用以对付敌人；而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则是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与中国人民为敌，因此两者有很大的不同。 在奕沂、曾国藩的推动和呼应下，一八六○年冬，清政府一度设抚夷局于北京嘉兴寺，调派满、汉官员轮班到局办公，处理对外交涉。由于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随即改设总理各国事务衔门，成为主持洋务的中央机关（详情在下节专述）。 ==========第10页========== 一八六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安庆军械所，为制造船炮的第 一所洋务工厂，造了一条身长五十多尺、名叫“黄鹊”的轮船。继安庆军械所之后，淮军头目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雇用“洋匠”制造军火。一八六三年，上海洋炮局随淮军迁移到苏州，成为苏州制炮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湘军另一头目左宗棠，也在杭州试造轮船，但不得法，没有造成。与此同时，湘军、淮军大量购买洋枪洋炮，采用洋法操练，伙同外国侵略者的洋枪队，疯狂进攻太平军。一八六二年五月，法国侵略军军官卜罗德，在奉贤的南桥镇被太平军死，受到应有的惩处，李鸿章却说：“从此洋人与发逆（指太平天国）仇衅更深，未始非中国（指清王朝）之利，洋务更当顺手矣。”就是说，此后他们更容易结好于外国侵略者，大办洋务了。· 随着洋务军事工业的开办，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以奕沂、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洋务派的出现，表明了官僚、军阀已开始买办化。洋务派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中必然出现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在一段时期内，.与那些不赞同兴办洋务事业的封建官僚一顽固派，发生摩擦，形成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洋务派主要以地方实力为基础，随后并演变为几个互相争夺的官僚军阀集团。 5 ==========第11页========== 二、清朝政府的逐步买办化 清朝政府是一个封建君主绝对集权的腐朽机构。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强烈震撼下，它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它的“天朝尊严”了，以从属关系和自大的态度对待他国已经行不通了，不能不有所变动，以适应新的形势。就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近、桂良、文祥等在筹办洋务的会奏中，提出了六条调整机构及其职能的建议：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分设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三、管理新开各口的关税，四、处理对外事务时有关将军和督抚相应通知，.五、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六、各海口商情和外国新闻纸，应按月上报。但这些建议，不是从吸收新事物、改变旧轨道出发，而是迎合外国侵略者开放中国的要求，所采取的步骤。 一八六一年初，清朝政府正式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办理祥务（外交）的中央机关，简称总理衙门，又简称为总署或译署。由原建议的三个满洲贵族恭亲王奕祈、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兼领，自此清朝有关洋务的事，多由奕䜣出面主持，文祥从中策划，形成为在中央的洋务派势力。奕沂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是咸丰皇帝的弟弟，后来因为他长期和g60 ==========第12页========== 外国侵略者打交道，勾结外国侵略者，人们呼之为“鬼子六”。总理衙门除由王公大臣兼领、为其首脑外，还调内阁、军机处和各部、院的官员，负责日常工作，有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额外章京等名目。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因为这四个国家当时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活动最多，其它先后同中国订立不乎等条约而有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摊入四股内，譬如法国股管法国的事外，还要管同荷兰、西班牙、巴西等国有关的事。到一八八三年，又增设了海防股，所管的事包括南北洋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要塞炮台、制造、学堂、电线、铁路、矿业等内容。这些属于军事、工矿以至 总理衙门的一角 ==========第13页========== 文教的项目，怎么会跑到外交机构里去呢？原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是一揽子的洋务新政，要仰赖祥人才能办得起来，所以把内政变成了外交。外交则是向外国侵略者乞讨。他们正在一步步撤去民族的防线。 总理衙门作为一个外交部门，应该是和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相等的。但它不仅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礼部掌管的外交事务，并包办了其它各部同外祥发生联系的业务，如军事、工矿、关税等，这就成了各部的综合机关。而且总理衙门的主持人，例由居于宰相地位的军机大臣兼领，如奕䜣既是总理衙门的主管火臣，又是首席军机。因此，总理衙门同军机处的关系，虽无明文规定，事实上是并行的。它已和军机处相似，成为驾于六部之上的另一个最高级机关。这也表明了清朝统治者趋向崇祥，在政制上产生的畸形变化。 总理衙门出现后，外国侵略者也把它看作是为他们“办事”的部门，办得不满心意时，便出来干预和指责。一八七五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在“马嘉理案”谈判中，·公然当着李鸿章说：自咸丰一年（一八六一年）到李，总理衙丁“所办之事越来越不是，就象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甚至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胞哮“非先换总署儿个人不可”。同时，外国侵略者为了加速中国的殖民地化，多做些洋务交易，总是想紧紧抓住奕诉这种人不放。英国公使馆参赞米特福，木加掩饰地写道，“铁路、电报、违背条约等等，这一切老话已经谈过一百次了。恭亲王很烦躁不安，他象一只野兔子似地踌躇、绕圈子、回避。”这些话说明了外国侵略者希望总888 ==========第14页========== 理衙门和奕䜣做的是什么，而总理衙门和奕沂能够做的又是什么： 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和外国侵略者的横暴，奕沂、文祥这些号称“识时务”的洋务派头子，已经丧失了自主地办外交的性格，他们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面表现得象只媚态的猫，一面还想偷偷地保留一点封建的虚文。鲁迅曾在一篇题为《说面子》的文章中，刻画出总理衙门的丑态说：“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个故事，说来有点近于戏谑（音虐nè），却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那些封建官僚们的实际状况。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总理衙门的职权也不断扩大，不仅管辖通商、遣使、议和、勘界、借款等事务，凡那时被列为洋务的一切设施，它都得管。只要外国侵略者提出一桩新要求，洋务派增加一个新项目，总理衙门也就增添了新任务。所以总理衙门主办事务的扩展，就是官僚买办化程度的加深。从它开始成立，到一九○一年《辛丑条约》订立后变为外务部的 四十年间，正是中国形成为半殖民地的过程。 清朝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设置了南洋、北洋通商大臣。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已设有五口通商大臣一职，以管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事务。 ·9 ==========第15页========== 这个职位在一八五九年以前，由两广总督兼领，一八五九年以后由两江总督兼领。因为外国侵略势力日益伸向长江，上海已代替广州，成为中外交涉的重心。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增开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和喀什噶尔等地，为通商口岸。地方辽阔，南北口岸相去七、 八千里，奕沂认为如果仍归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管理，“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愿从”，建议在天津设立（北洋）三口通商大臣，专管营口、天津、烟台三口通商事务，其它各口归南洋通商大臣管理，驻扎上海。根据奕沂的建议，咸丰皇帝任命署江苏巡抚薜焕兼南洋通商大臣，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为（北洋） 三口通商大臣。 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不只限于办通商的事，通商以外的对外交涉都办。同总理衙门不同的是，要他们就地办理对外交涉，免得把事情闹到北京去。但他们对总理衙门不是隶属关系，只是所办的事在上奏皇帝时，也应行文告诉总理衙门罢了。后来由于人事上的更替，并加强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权责，从一·八六五年起，南洋大臣改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洋大臣也在一八七○年起改由直隶总督兼领。因此这两个总督的权势，比其他总督远为突出，长期由湘系军阀、淮系军阀担任，使两江和直隶成为他们在地方倡办洋务、扩展实力的基地。为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一八六二年又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作为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 在建议设立总理衙门的过程中，奕祈已考虑到，总理衙门 ·10· ==========第16页========== 成立后，中外交涉事件势必集中，但中外“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就在要求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要求设立同文馆，培养懂得外国语文的翻译人材。同文馆就是一所外语学校。奕沂准备从八旗子弟中，挑选数十名年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学童入馆学习，以培养成为满洲贵族服务的外交人材。这种排斥汉族地主子弟入馆学习的作法，遭到地方军阀、官僚的反抗。当奕䜣要求上海、广东两地的督抚，各代招聘两名通解外国语文的商人，送京充当教习时，两地督抚就回信说“无人可派”，或要价过高，“未便伤令前来”。奕沂只好转请英国公使威妥玛介绍，找到“兼通汉文”的英国人包尔腾任英文教习，条件是每年薪给银一千两。另聘汉文教习徐树琳，每月酌给银八两，一年不到一百两。同为教习，待遇却如此悬殊，这就是同文馆崇外媚外的最初表现。 京师同文馆于一八六二年六月正式开学。最初只有英文馆，以后增加俄文馆、法文馆，一八六六年增设天文算学馆，一 八七二年增设德文馆，甲午中日战争后还增设了学习日语的东文馆。由于上海、广州都是重要通商口岸，对外交涉多，需要懂外语的人多，而江苏巡抚李鸿章在勾结外国侵略者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插手清朝政府的外交活动，更需要培养一批懂外语的人，一八六三年他便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两广总督瑞麟，也于一八六四年在广州设立广州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每年银数千两，从海关的办公费中酌提三成供用。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因此同文馆从一开始就受到赫德操纵。一八六九年，经赫德推荐，聘请美国人 ・11 ==========第17页========== 丁韪（首伟wě）良为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担任这个职务直到 一八九四年。外国侵略者说：赫德是同文馆的“当然监察官”，丁韪良也宣称，就同文馆说来，赫德是“父亲”，而他是“保姆”。根据一八七九年和一八八八年同文馆的校历记载，还有副监督一职，也由外国侵略者担任。所以，同文馆虽有由总理衙门大臣中派的管理大臣，管理大臣之下又有提调，却是摆样子的，实权几乎全由外国人把持。：它已成为外国侵略者从事文化侵略的机关。丁韪良说：“同文馆的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它影响了中国的高级官吏，由中国的高级官吏又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说，通过同文馆给中国培养了一批办洋务的人，并向士大夫灌输了买办教育思想。 作为同文馆事业的延伸，在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的倡议下，一八七二年清朝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由陈兰彬和容闳（音宏hóng)两人率领，淮备每年派出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名，分期搭船出国。 总理衙门成立后，还聘请外国人为总税务司。第一任总税务司，原是英国人李泰国，他在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因为代清朝政府购买兵船中的骗诈行为被揭发而去职，才由赫德继任。 总税务司的职权是：“掌各海关征收税课之事”和“综理全国关税行政与关员任免事务”。表面上，海关总税务司应受总理衔门指挥，但实际上总理衙门并不能干预海关总税务司的事务。奕诉一开始就授予海关总税务司以用人行政的全权，使它在清朝政府内部，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殊机关。海关税务 ·12◆ ==========第18页========== 一八五七ーーー八九一年的上海海关 人员中，高级的全属洋员，各级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也一律由洋员担任，某些机要部门甚至根本不容冲国人参与。中国人任职于海关的，绝大多数属于杂务、差遣等工役性质，少数侧办理一般文稿或缮写、校对工作。各海关的税务司，只对总税务司负责，清朝政府的命令如果没有总税务司同意，常被拒绝。这就使清朝的官僚们对“洋关”“洋税”“洋员”可望不可即，认为这是清朝政府的行政不能过问的。总理衙门表面上领导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起了掩护侵略的作用。 一八六五年八月，·总税务司由上海迁到北京，设衙门办公，赫德也从此长住清朝政府的首都，成为清朝政府在财政、通商和外交问题上的顾问。甚至内政问题，清朝政府也要征询他的意见。直到一九○八年赫德退休卸职为止，赫德利用 ◆13· ==========第19页========== 总税务司这个职位，为英帝国主义干了大量侵略勾当。陈炽在他写的《庸书》中揭露说：赫德“盘踞要津，根深蒂固。海关厘税，岁入三千万，仰其鼻息，以为盈虚；引党类数百人，糜（音迷m)工资二百万。渐而阴持朝论，显绾（音宛wan)邦交，偶或侵之，颠蹶（音决u)立至”。可见赫德的权力，是大大超出,了海关范围。在担任总税务司期间，赫德既是英国的“侵略功臣”，也是清朝政府的“洋务功臣”。他在英国被晋封为男爵，又从清朝政府获得一连串高级官衔和赏賜，如头品顶戴、花翎（音灵1g)、尚书衔、太子太保、三代正一品封典之类。清朝政府和侵略者的“功臣”，居然可以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开始向外国派遣使臣。派遣使臣本是通常的国际关系，但是清朝政府的遣使，情况却很特殊，甚至是世界外交史上稀有的事例。 清朝政府最初派出的使节，是观光性的。一八六六年春，赫德请假回国，约期半年，行前向奕祈建议，可酌派同文馆一、 二人随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赫德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中国人的感染，改变清朝顽固派对外国的看法，以利于列强今后开展侵略活动。这时，同文馆学生对外国语文已能“粗识大概”，奕䜣认为若随往“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于是就派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数人，随赫德前往。他们游历了英国的伦敦、伯明翰，丹麦的哥本哈根，俄国的圣彼得堡，德国的柏林，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法国的巴黎等地。这次出使除留下一些浮光掠影的日记外，在清朝政府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4· ==========第20页========== 清朝政府正式派往有约各国呈递国书和签约、报聘，最早的要算以曾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的使团。这个使团于 一八六八年二月由上海启程，前往美、欧各国。以外国的使臣，作为中国的使臣，向外国呈递国书，以美国人代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订约一这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怪事。这个怪事，却是经过长期酝酿和筹划的。作为美国的驻华公使蒲安臣，于一八六一·年到北京后，凭着他的狡狯伎俩，逐渐给奕沂等人一些印象，似乎他比较“处事和平”。这时他正将卸任回国，于辞行时向奕诉表示，此后仍当为中国“十分出力”，又说西洋各国互派使节，也不一定全由本国人担任。暗示中国也可以这样做。奕沂等人对遣使正苦于无人，就接受他“毅然以此自任”的“好意”，决定派他试办一年。蒲安臣于是被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奕沂担心英、法会提出反对，又任命英国人柏卓安为使团的左协理，任命法国人德善为使团的右协理，又派满族官员志刚和汉族官员孙家谷两人为使团随员。这个使团于一八六八年六月到达美国，九月到达英国，一八六九年一月到达法国，九月以后继续前往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于一八七○年二月到达俄国。就在这个月，蒲安臣病死在俄京圣彼得堡。蒲安臣虽死，使团的聘问仍在继续，离开俄国后，又到达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一八七○年十一月回到北京。这是一次由外国侵略者导演、又由外国侵略者主演的外交活动。 清朝政府直接派遣亲信大员出使外国，最早的一次是一 八七O年的崇厚赴法。但他出使的任务，是向侵略者“赔罪”， ◆5◆ ==========第21页========== 并不是一般性的“通好”。原来，一八七○年，天津教堂发生虐婴事件，人民群众奋起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凶横地向清朝政府官吏开枪。天津人民激于义愤，殴死丰大业和教士等十三人，法国便借此事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纠集资本主义各国出动军舰，进行威脚。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滥杀“滋事人犯” 二十名、充军二十五名，用可耻、屈辱的方法，结束了“天津教案”。同时，决定派遣崇厚前往法国道歉。 清朝政府正式派遣驻外公使，是在一八七五年。外国侵略者出于侵略的目的，再三要求清朝政府派遣公使驻扎各国，并且要“一、二品实任大员，方有体面”。一八七五年八月，清朝政府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这是清朝政府正式派遭常驻各国使臣的开端。十二月，又派陈兰彬为驻美国兼西班牙、秘鲁的公使，容闳为副使。其后逐年增加驻在国家。显然，从斌椿到郭嵩森的这个遣使过程，不是清朝政府正视现实、迈开脚步走向世界，而是被外国资本主义牵着鼻子、纳入他们的世界的。 ·超· ==========第22页========== 二三、洋务派的“求强”活动 洋务派的“求强”活动，是以获得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的，可以说他们的所谓“求强”，就是求武器。向谁求？向外国资本主义求。怎样求？不外买和制，是崇洋的“拜物教”。 为了加紧围攻太平天国和捻军，一八六一年奕䜣和曾国藩一唱一和地鼓吹“购买外洋船炮”之后，曾国藩、李鸿章跟着就在安庆、上海、苏州等地设厂，仿造外洋船炮。但这些厂还是试办性质，随军流动，规模不大。到一八六四年，他们进而为造船制炮大造舆论，李鸿章写信给奕䜣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所谓“制器之器”，就是工作母机，就他们的要求来说，也就是制造军械的机器。奕沂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和他自己的理解，向皇帝上疏概括出一条经验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为证明这条经验的可靠性，奕沂举例说：近年江苏用兵，英、法洋员将各国火器贩运到军营应用，李鸿章不惜出高价雇用外国工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运往各营，各营得到这些利器，摧破太平军坚垒，所向“克捷”，功效没有比这更快的了。李鸿章手下的洋务干将 ・17 ==========第23页========== 丁日昌，并将这种设厂制造的途径，阐明为“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李鸿章在当年十月六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特别引述了这两句话，把它当作信条。可见他们的“制”，一要向外国广购机器，二要高价雇用外国工匠，说来说去是一个“买”字，是“买来主义”。 洋务派的“买来主义”，很合外国侵略者的心意。一批侵略分子赶忙炮制方案，兜售他们的货色。一八六五年十一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送给总理衙门。隔了儿个月，英国公使阿礼国又给总理衙门一个照会，附上他的《外国新议》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新议略论》，用出谋献策的方式，推行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他们劝告清朝政府，要遵守不平等条约，要学习外国，“借法自强”。可“借”之“法”，诸如理财、练兵、派使，以及铁路、电线、厂矿等等，说中国如能试行这些新法，可“约外国人相帮”，如果钱不够，还可向外国“借款”。他们的意图很明白，是想借此扩展势力，大做生意，并通过“相帮”，以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尽管奕沂这些人对赫德、威妥玛等的言论，既说“多窒碍难行”，又说“间亦有谈言微中之事”，半推半就。但自己要买，人家愿卖，骨子里却是 十分默契的。 江南制造总局经过洋务派的策划，清朝政府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第一个大广一江南制造总局，一八六五年在上海成立了。这一年，李鸿章以四万两银子在上海虹口地方收买了一座外国机器铁厂，这个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和洋枪、洋炮。李鸿章买下之后，把苏州制炮局的一部分机器并入，改名 ·18· ==========第24页========== 为“江南制造总局”，把原来在外国机器铁厂里作工的“洋匠”，也接收留用。同一年，曾国藩委托容闳向美国购买的机器运到，也交给这个局。一八六七年，江南制造总局搬到高昌庙镇，扩建包括机器厂、汽炉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火箭 江南制造局的炮厂机器房 、铸铜铁厂等，厂房面积有七十多亩。后来不断扩大规模，雇用工人达二千多人，主要从事枪、炮、子弹、水雷、火药等军用品的制造，也能制造轮船。一八六八年造成了第一条轮船，命名为“恬（音田tián)吉”（后改名为“惠吉”）。这条船的船壳、汽炉是工厂自已制造的，但原材料来自外国，轮船的机器也全是向外国买来的旧货。船身长十八丈五尺，宽二丈七尺二寸，用的是明轮。曾国藩就大肆吹嘘说：“中国自强或基于此！”这个局的开办费花了五十四万两银子，以后每年由江海关的税 ·19· ==========第25页========== 银中拨二成，约在三十至六十万两之间，作为它的常年经费，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军工。但是造船的设备，只有干船坞一座，中国的兵船、商船，仍然要到英国人办的上海耶松船坞去修理。 一八六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两江总督曾国藩与江苏巡抚丁日昌，到江南制造总局“查阅轮船洋炮工程”，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厂旁设立一所兵工学校，招收学生学习有关机器工程的理论和实验。这年，江南制造总局还筹设了翻译馆，先后聘请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玛高温等，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作为“制造之根本”，并选派少年学生，进馆见习。这个翻译馆，第一年内译出了《汽机发轨》《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到一八七九年，共翻译了九十八种书籍，多属军事和工程方面的。 江南制造总局由昏庸病朽的封建官僚主持经营，外国技师对生产技术又进行垄断，生产能力非常低下。产品的质量也很差，所造云炮，炮身不长，机器也不灵，一个钟头只能放七、 八发炮弹。生产出来的兵船，当时人们评论说：“太平年月无用，战争起时是废物。”花费这么多钱，只是给官僚们提供一个贪污中饱的机会。 江南制造总局的腐败状况，引起当时人们的广泛不满，这种不满甚至反映到晚清的文艺作品中来，李伯元写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写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花了不少笔墨揭露和描绘江南制造总局的黑幕。 金陵机器局一八六五年，李鸿章到南京就任两江总督， ·20· ==========第26页========== 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设在雨花台附近，用外国机器制造火药、大炮，规模比江南制造总局小。马格里本是英国侵略军中的一名军医，并不精于制造 ◆ 军器，但李鸿章对他却宠礼有加，让他全盘负责金陵机器局。 一八七五年，这个局制造的两门发射六十八磅炮弹的大炮，在大洁口炮台爆炸，当场炸死士兵七人。接着，再试验其它大炮，仍然爆炸。 李鸿章把金陵机器局当作淮系集团的私产，在他北上镇压捻军时，就向清廷特别声明，他所创办的军事工业，是淮军的“命脉关系，诚不敢轻以付托”。此后，李鸿章虽然一直在北方，但南京金陵机器局仍然受他管辖。设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也要由南、北祥会商会奏，共同处理问题。 福州船政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由原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和法国侵略军军官德克碑主持，厂内还雇用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经营的结果非常糟糕，从一八六六年开办起，直到一八七四年，八年时间里花费五百三十五万余两银子的巨款，造成大船 十只、小船五只，都是用高价向法国买来破旧机器整修装备而成，质量极为低劣。一八七六年，李鸿章在烟台和天津两次接见日意格的时候，“每诋斥日意格以前用旧式轮机，为有意朦混”。福州船政局所造船只，大部用来装备福建海军。在一八 八四年中法战争中，这些船只不堪一击，全被法国远东舰队击沉、击毁，福州船政局本身也遭摧毁。 一八六七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少年肆 。21· ==========第27页========== 福州船政局 习制造、驾驶等技术。在甲午中日战争前，福州船政学堂还先后三次向英、法、德等国派出留学生，学习近代海军知识。 天津机器局清朝政府在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相继建立起来后，唯恐外洋枪炮船只完全操纵在汉族封建地主实力派手中，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命令满洲贵族、（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筹办机器局。一八六七年三月，天津机器局成立，以美国驻天津领事英国人密妥士为总管，购买机器，打算制造火药，供给卫成京师的军营使用。满族官僚比汉族官僚更腐败，这个局的开办费花了二十多万两银子，由天津海关拨税银四成，每年约二十余万两至五十余万两，作为常年经费，经营了三、四年，但机器还须添置，火药也没有开造。李鸿章于一八七○年就任直隶总督后，清廷不得不把天津机器局交给李鸿章接办。李鸿章把江南制造总局的 ·22· ==========第28页========== 总办沈保靖调来主持，以“防剿匪徒”需要军火为理由，大大加以扩充，从香港招募来外国工匠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军用器具等。在七、八十年代，这是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一个大兵工厂。 上述江南、金陵、福州、天津四局，位于海口地区，而中国幅员辽阔，当时人民的反抗风暴又遍及全国，四个局生产的军火不敷分配，加之交通不便，运转困难。为了供应当地清军的需要，各省也陆续设厂制造。左宗棠率军进入西北时，设西安制造局，之后随军迁往兰州，称兰州制造局。山东巡抚丁宝桢在镇压捻军起义后，在济南设立了山东机器局，他调任四川总督，又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在镇压西南少数民族起义的后期，清军在昆明设立了云南机器局。此外，湖南、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等省，都设有机器局。所有这些称作机器局的兵工厂，规模都较小，只能说是江南制造总局等洋务局厂的延伸和补充。 可以看出，洋务派吹嘘为“求强”的军事工业，是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勾结下搞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人民起义、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这些官办军事工业，主要的是由湘系、淮系军阀掌管，塞满了大小头目，成为一个个新设的官僚衙门，而且技术依靠外国工程师、外国工匠，机器和原料也仰赖于外国，业务实际上全受外国侵略者摆布。这充分表明了这些军事工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是极端反动的。因此，它的出现，根本谈不上中国有了什么“自强”之路，只能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陷湖得更深。 ·23· ==========第29页========== 封建统治者害怕人民造他们的反，不让人民持有兵器。兵器的生产，长期以来是由政府统制的，只许官办，不许民有。洋务派主办的近代军事工业，仍然是封建国家统制军器生产的继续和发展。这种官办军事工业，生产出来的军舰、枪炮、弹药，由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参加市场交换，生产经费由国库按规定支付，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企业的繁荣或停滞，决定于政府的拨款多少，不决定于市场需求和企业本身的生产管理。这种内部关系，是一切官办企业（包括军事的和非军事的)缺乏生命力的根源，也是它非资本主义的突出表现。但是这些军事工业，已不是旧式的手工业生产，而是近代的大机器生产，集中了大批工人。工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是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在这里，工厂的产品不以商品的形式出卖，工人的劳动力却以商品的形式购买。因此，这些企业，虽然没有摆脱封建官营军工生产的固有性格，保存着非商品生产的旧质态，但也不是旧日官营军工生产的简单再版，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已经在这里出现。 ·24▣ ==========第30页========== 四、洋务派的“求富”活动 洋务派在开办军事工业的活动中，感到无论是维持或扩大生产，都需要巨额经费。但是，由于对外战争赔款的支付，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战费的消耗，以及外国侵略者的经济掠夺，这一切使清朝政府的财政已面临枯竭的境地，各个军工企业虽然有海关税银以及其它收入的挹（音益y)注，还是使洋务派感到“百方罗掘，仍不足用”。他们垂涎外国资本主义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只有“富”，才能有钱购买和仿造外国的枪炮船舰。李鸿章在复丁宝桢的信里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等税。”因此也应逐渐仿行这些办法，使自己富强起来。洋务派随着开展了建立民用工业的“求富”的活动，企图通过“求富”来支撑和发展军事工业，借以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以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 这时，发展民用工业的一些条件，也已具备：国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洋货的行销而逐步解体，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正在扩大，外国在华工厂，给 ·25· ==========第31页========== 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它们的高额利润刺激着某些官僚、买办和商人，使他们产生了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兴趣。他们有的“附洋商名下”，投资于外国资本的企业，有的直接投资创办如机器缫丝等近代企业。 面对这种变化，洋务派急想把已有相当积累的私人资本，纳入自己手中，既解决官办工业经费困难的问题，又可扩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而私人资本也有借助官势得到发展的要求。因此，洋务派官僚便在官办军事工业之外，另辟“官督商办”的途径，举办新的工矿企业。所谓“官督商办”，是政府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吸收私人投资，开办时政府虽然也垫拨一批官款，但必须分年取利抵还，因此企业资金主要是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并负担企业盈亏。政府派总办（厂长）监督管理，“总其大纲”，掌握用人、理财和经营大权，总办直接听命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官僚，一般私股投资人只能按年领取股息，无权过问企业事务，所以“官督”是实，“商办”是虚。虽然也有若干小矿，由私人资本家自行负责管理经营，官方稽查收购产品，不直接控制，但只是次要形式，在全部“官督商办”企业中占的比重很小。这种“官督商办”企业，由于官权太重，不仅企业衙门化，经营腐败，而且洋务官员往往弄虚作假，侵吞私人股本，这就大大挫伤了私人投资的兴趣。开始对它满怀希望的人，也渐渐失望，不再信任。洋务派仍不放过私人资本，又采用“官商合办”的形式，规定由政府和私人共同出资，官和商共同经营管理，表示对商让步。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只要是官插手的地方，商仍然逃不了官的控制。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 ·26• ==========第32页========== 办这三种形式，表现了洋务派官僚举办洋务企业的发展过程，后期并同时存在这三种形式。而在所办民用企业中，官督商办又是它的主要形式。这些民用企业，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等，从七十年代开始建立，到九十年代甲午中日战争时，共有二十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是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局等。 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由纯粹官办转向有私人投资的“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这个局的建立，是由于这时外国侵略者已经掠得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利，他们从外洋到中国沿海，一直深入到长江内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运输路线，进行掠夺性的贸易。从一八六○到一八六三年的短短三、四年中，上海港的船舶进出口数，由一千九百七十九只增加到六千九百四十七只；船舶总吨数，从五十九万多吨增加到一百九十六万多吨。都达 三倍以上。当时中国的航运业务，完全由外商控制，据李鸿章估计，外商轮船古百分之九十。外商轮船收取高昂运费，从航运中攫取惊人的暴利，每年约达八百万两银子。这使得祥务派官僚看得眼红，就以“振兴商务，抵制洋商”为名，准备组织“洋船”公司。但因长时间拖沓，没有具体进行。直到一八七 二年，李鸿章才命令浙江漕运局总办、海运委员朱其昂，拟定轮船招商章程，在上海设局招商。结果，招得商股（主要是官獠、买办的私人投资)七十三万多两，另由各海关拨官款一百 九十多万两，作为资本，官督商办。其中官款规定由招商局轮 ·27· ==========第33页========== 船承包漕运（指将税粮运往京师的运输）抵还。至于商本的亏折，全部由商股承担，与官府无关。 轮船招商局的发展过程极为曲折。当它一经建立，就受到美商旗昌、英商太古、英商怡和等轮船公司的排挤。它们用倾跌运费的办法给以压制，使招商局也不得不减低运价。外资轮船公司的跌价竞争，给招商局带来很大威胁，到一八七六年，商股已屡受亏折，岌岌可危，只有靠漕运和装运官府物资如滇铜、蜀木、晋粮等来维持。 招商局的海外航运，也遭失败。从一八七三到一八八○年间，招商局先后派轮船驶往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等地，都因外国轮船竞争而中止。一八七九年派“合众”号轮船试航美国，又受到美国海关的敲诈勒索，大受亏折，从此再也不敢远航海外。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招商局的遭遇，充分说明外国侵略者是不让中国发展自己的近代航运事业的。招商局从一八七二年建立，到甲午中日战争二十二年中，有十三年是处于受外资压迫的状态下，曾经先后三次与恰和、太古两个大的外商轮船公司妥协，订立“齐价合同”，议定统一的运输价格。这种价格一般高于竞争价百分之三、五十以上，对水脚收入、货源分配以及轮船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一页。 ·28· ==========第34页========== 的只数、吨数，也都按一定比例加以规定。“齐价”的实质，不仅表明中国航运业，在自己国内要受外国航运业的制约和干涉，而且使得外国航运业，得以利用其资金、设备等优越条件，进行垄断。招商局轮船的船主、机师，又都是雇用外国人充任，多次发生撞沉、焚毁等严重事故。他们有领事裁判权保护，招商局奈何他们不得，只能听其逍遥事外。同时，招商局的管理大权，操纵在李鸿章所委派的一群封建官僚手里，他们安插私人，挂名支薪，任意开销，贪污舞弊，结果公款日亏，私囊日饱。因此，招商局的发展就极为困难。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发生，招商局督办盛宣怀，把船只和码头押给旗昌洋行，悬挂美国旗，乞求外国庇护，战后才赎回。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盛宣怀又把招商局轮船售给外商，第二年再赎回。几出几进的结果，“亏折甚巨”。洋务派为“求富”而创办的这第一个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重重打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开平矿务局洋务派官僚在建立军事工业以后，感到一切原料特别是煤铁，都得从外洋输入，担心“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因，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如果自己“采炼得法”，必然“有利可图”，对“富国强兵”有很大关系。因此，一八七七年，李鸿章派唐廷枢（音书shu)在滦州筹办开平矿务局，开采煤铁。原拟官办，因清朝政府财政困难，改为官督商办。准备先募集商股八十万两，但招股工作不顺利，一般商人不敢同这些官僚合作，投资者很少。直到一八八○年，才由接近李鸿章的一些官僚，凑集了三十万两。资本不 ·29· ==========第35页========== 够，只开采煤矿。雇用英国人为矿师，以洋法开采。一八八…年开始出煤，生产的煤首先供给轮船招商局及天津机器局使用，而且大量供应市场，利润较厚。甲午中日战争以前，洋务派所办的新式煤矿多处，绝大部分都失败了，只有开平煤矿，勉强维持下来。但到一九○○年，就被英国侵略若夺去。 漠河金矿洋务派在开办煤矿的同时，也试用新法进行金属采掘。其中有一八七七年在张家口外科尔沁山试开的铅矿，还有早已由手工开采、经过扩充、改用新法进行的，如一八 八一年开办的热河承德府平泉州（现河北平乐县）铜矿，一八 八七年开办的贵州青谿铁矿、热河土槽子遍山线银铅矿，和云南铜矿等。这些矿业都因资金不足，经营不善而失败。一八八 一年成立黑龙江漠河金矿局，原来准备筹集商股二十万两，但投资者少，招股困难，只得七万两，另借官款十三万两，共二十万两，官督商办。规定将盈利的百分之三十报效政府。漠河金矿在爱辉西北，矿藏丰富，被称为“金穴”。一八八九年初正式开采，工人约二千人。采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当年产金一万九千多两。后来产量逐年增加，陆续归还了所借的官款。义和团运动时，沙俄乘机出兵侵略中国东北，漠河金矿被沙俄霸 占，清朝政府儿经交涉，直到-一九O一年才用款赎回。后因清 朝政府库款支绌，多次核减矿中开支，管理又百弊丛生，使生产日渐萎缩，经营一直没有起色。 汉阳铁厂金属治炼工业与金属采掘工业，是密切联系的。洋务派在开办采掘工业的同时，也经营近代治炼业。其中主要的是一八八九年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广，由清朝政府拨款 ·30· ==========第36页========== 汉阳铁厂的高炉 二百万两作为资金，这是祥务事业开办费中最庞大的数字。张之洞一面在湖北筹划建厂，一面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勘察煤铁矿。德国技师勘察后，发现大冶县的铁矿蕴藏量极为丰富。当时估计：每年开采一万吨，可供开采两千年。德国技师发现这个矿，并不通知张之洞，却暗地里报告德国政府。德国侵略者企图占有这个矿的开采权，便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交涉的结果，双方订立条约，规定以后铁矿采掘、铁道敷设以及铁轨、车辆等一切器具，都向德国购买，技师则专聘德国人。大治的铁矿质量很好，张之洞决定开采大治铁矿，雇用采铁工人达一千多人。但在湖北境内没有找到好的煤矿，试采了几个地方，效果不好，最后开采江西萍乡煤矿，才解决了煤的问题。铁厂的厂址选择在汉阳大别山（龟山）脚下。这个地方既 ・31 ==========第37页========== 不接近原料产地，又不接近燃料产地，煤和铁都要从他处运来，运费开支很大，产品成本必然提高。张之洞以便于亲自督察为理由，一定要把铁广设在汉阳。由于广址地势低洼，地质不好，仅仅筑地基、垫高广址，就花去一百多方两。铁广从一 八九O年动工兴建，到一八九三年才基本完工。一切机器和 厂房、工料等，几乎全是从外国买来的。机构庞大，厂里雇用的外国技师约四十人、工人约三千人，经营又不善，产品质量差、成本高，加上开支浪费，官吏贪污，原计划用银二百八十万两，但从筹办起到一八九五年八月止，铁广一共支出了五百八 十多万两，亏折太大。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政府财政破产，再也没有力量为铁厂筹措经费，官办失败，由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商办。 唐山胥各庄铁路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加强侵略，曾多次提出要在中国修筑铁路。洋务派从军事上的需要和解决财政困难出发，也有创办铁路的意图。这在七十年代末，已经有所酝酿。 在中国大地上最初试筑的铁路，是外国人炫耀他们的西方文明搞起来的。一八六五年，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敷设了一里多长的铁路，试行火车，步军统领衙门视为怪异，勒令拆除。十年后，一八七六年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修筑吴淞铁路（从现在的四川北路至吴淞口）。对外国侵略者的这种侵略行径，人民群众多持反对态度，行车后，又发生辗死行人的事故，清朝政府只得用二十八万两银子买下来，然后拆毁。到一八八○年，开平矿务局因运煤需要，修筑唐山至胥各庄铁 ·32· ==========第38页========== ·9· 审￥直地9月秦影紧)°共日脚则11一↓ 1算同当ーしH帰可軍 晋科軍县联最0以试划国略银媚中国匹0（工不 煤相只长”志派号餐佩的雪落(：垫ししれ国互 ==========第39页========== 路，第二年修成了十一公里，是为中国正式有铁路的开始。但清朝统治者害怕机车行驶，会震动他们的皇陵（皇帝坟墓），只许用骡马拖曳，把火车变为马车。经过一番波折，才重新使用机车。跟着，洋务派同顽固派进行了一场关于修筑铁路和反对修筑铁路的论战（详后）。直至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时，洋务派所建铁路，也不过约四百公里。而这些铁路，主持设计和建筑的技师，儿乎全是英国人，重要的器材差不多也全从英国输入，这就引得德、法等资本主义列强眼红，纷纷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要求权益，对修筑铁路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纺织工业方面，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棉纺织工厂，是一八八二年设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起初，上海的儿个官僚、商人，集资申清兴办，经李鸿章奏淮拨给官款，派郑观应主持，成为官督商办企业。厂址设在上海杨树浦，占地三百多亩，织布机器是向英、美等国购买来的，技师雇用美国人充任。由于美国技师刁难，封建官吏经理不善，以及资本不够充裕，直到一八九○年才开车生产。李鸿章为了垄断棉纺织工业，还奏准在“十年之内，只淮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享有十年专利权和减税的优待。一八九三年，因清花间起火，外国“租界”当局坐视不理，拒绝让水龙施救，以致火势蔓延，全厂房屋、设备几乎烧光，损失达七十多万两银子。这是封建官僚管理的腐败和外国侵略者仇视中国近代新式工业的典型例子。在被烧的第二个月，李鸿章就要盛宣怀负责重建，恢复织布局，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并且制订了一个垄断 ·34• ==========第40页========== 兰州织宠厂内部 棉纺织业的计划，除了在上海办一个官督商办的纺织总厂外，准备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十个分广。连同当时张之洞在湖北筹建中的纱布官局，共有纱锭四十万枚、布机五千台，以此为限额，规定“十年之内，不准续添”，理由是“以免产品滞销”。洋务派官僚以封建立法来实行经济垄断，是对民族工业发展的阻抑，这就削弱了本国资本同外国资本竞争的力量，而有利于外国资产阶级在中国扩大他们的市场。 洋务派所办的这些工矿、交通企业，除一八八○年左宗棠在兰州开办的官办机器织呢局供军用外，其他都属民用工业范围。这类民用工业，还有一八八○年李鸿章在天津开办的电报总局，官督商办，一八九三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纺纱局、织 ·35• ==========第41页========== 布局后，继设的缫丝局、织麻局，均官办；一八九四年湖北设的聚昌、盛昌火柴公司，官商合办，等等。 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的不同，不只是企业的类型扩大了，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中，招集了商股，资本的很大部分来自私人。特别是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主要是销售于市场的商品，追求一定的利润。生产商品，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经营的目的，洋务派的民用工业都不同程度地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纺织工业方面尤为显著。所以，民用工业已基本上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是，这些企业是在祥务派官僚卵翼下办起来的，受官府传统工业束缚很大，企业的所有权全部或部分仍属于清朝政府，经营管理权主要落在官僚手里，设置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等大堆高级职衔，安插亲信，这些人大都是只做官而不会办事。企业的产品，往往又要服从清朝政府的特殊目的和需要，如开平煤矿必须优先供给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基隆煤矿必须优先供给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供给官办军事工业。因此，投到市场出售的产品，只是一部分，甚至是次货，这就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造成生产与消费间的脱节，当然也就不能完全达到盈利的目的。而一有盈利，封建统治者的黑手又伸得很长，如漠河金矿曾经获利较丰，每年纯利的百分之三十以“充作军饷”的名义被拉走，西太后生日也得报效数万两；开平煤矿的煤，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既有优先购用权，还规定“官利”占百分之十，西太后生日也要报效三万两，这样，企业就很难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民用工业的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利！资 ·36 ==========第42页========== 本主义的矛盾。在封建性的重重束缚下，到后来，这些民用工业有的瘫痪停办，有的被帝国主义掠片，有的转手私人经营，能继续维持下去的不多，这就是洋务派标榜“求富”的民用工业的结局。 洋务派打出“富国强兵”的旗号，搞了一揽子的“求强”、“求富”活动，完全是和外国侵略者互通声气的，连他们打出的这个旗号，也是通过外国侵略者鉴定的。还在一八六四年，充当总理衙门翻译的外国传教士丁韪良，译出的《论各国应有专署以理外事》的文章，就说总理大臣要熟悉“富国强兵之策”。他们要清朝政府的大臣们熟悉“富国强兵之策”千什么？以主编《万国公报》著名的另一个外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一八七五年写的《中西关系略论》一文中，作了切实的回答。他说：“西人所望于中国者，一日非强不可，…不强则有碍于本国。因有碍于西人，生意阻滞不行，是以西人于此多不便也；然强必由富也，故二日非富不可，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意思非常明白，经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外国侵略者得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如果清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维护其统治，人民造起反来，天下大乱，就会妨碍“西人”的侵略利益，就可能使他们在中国呆不下去，要滚蛋，那是“多不便”啊！“强”了，如果不“富”起来，没有购买力，他们的货物销售不了，那又是“多不便”啊！这是什么“富强”？是要中国保持供西方资本主义奴役的地位、服从于他们的富强。事实证明，洋务派官僚宣扬的“富国强兵”，和开展“求强”“求富”活动，正是和外国侵略者的这种殖民主义政策相表里的。 ·37· ==========第43页========== 五、建立海军 早在一八六一年，清朝政府就开始了建立海军的活动。当时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恭亲王奕沂面前炫耀英国火轮船的威力，表示愿意帮助清朝政府建立近代海军，从水路进攻太平军。经过反复洽商，清朝政府决定拨八十万两银子，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船三只、小号兵船四只，请正在英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采购这些船只。 一八六二年，七艘兵船购齐，但八十万两银子只够置办船只及其炮位，购买舰队其它各项器物、探报船、趸（音盹dǔ）船等，又用去二十七万两，共计一百零七万两。本来商定，每船只临时雇用两、三名外国人司舵、司炮，这些外国人必须教会中国人驾驶轮船、施放火炮等技术，然后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不料李泰国却在英国招募了六百多个军官、兵丁、水手，宣称成立“中英舰队”，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队开航前，李泰国还私自代表清朝政府，与阿思本签订合同十三条，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拥有完全指挥权；除了中国皇帝之外，阿思本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皇帝的命令必须经李泰国传达，李泰国如认为不合理，还可以“拒绝居间传 •38· ==========第44页========== 达”，合同“不得中途摈弃”。李泰国签署这个合同，包含一个很大的野心，即在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的新的关系中，他应该是清朝政府的指导人物，并且“应该充当海军大臣，而且是唯 一的海军大臣，只对皇帝或总理负责”。这是一个控制中国海军的恶毒计划。 一八六三年，这支舰队开到中国。对于这样一支完全受外国控制的舰队，奕沂还准备接受，只是略为修改章程，由清朝政府任命舰队总统，阿思本担任副总统。但曾国藩、曾国荃(音全qun)和李鸿章都激烈反对。起初，他们听说要购买外国兵船，非常高兴，以为是扩充自己实力的机会，曾国藩并作好接收舰队的准备，而这时不仪兵船捞不到手，反而出现了一个外国司令和一群外国士兵，要闯进长江，势必分沾自已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功绩”。曾国荃首先表示：攻打天京用不着这些火轮船。接着，曾国藩写信给总理衙门，更加强烈地表示，说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并说：“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万之船价”，“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坚决要求将舰队解散。李鸿章也持同样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害怕接受这支舰队，将激起湘、淮军的兵变，决定遣散舰队，责成阿思本将舰队开回英国变卖。舰队出售后，售得的钱还不够“遣散”之用，清朝政府又拿出三十七万五千两银子，才算了事。 清朝政府花费了一百六十多万两银子，一无所得，因此，免了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职，改任赫德为总税务司。 ·39。 ==========第45页========== 清朝政府最初的海军，就这样流产了，但建立海军的计划并未停止。一八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道：“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音标bāo)举，无足当之。”他“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清廷批准了左宗棠的建议。于是，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各以造船为重点，仿照西法，制造兵船，将用以装备海军。 到一八七一年，江南制造总局造成“惠吉”、“测海”、“操江”、“威靖”等兵船，福州船政局造成“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等兵船。因“糜费太重”，内阁学士宋晋提议停造。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闻讯后，一齐反对。左宗棠尤为激烈，说：“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由于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的坚持，两厂得以继续造船。 一八七四年，丁日昌提议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海面，设司令部于天津，东洋水师负责浙江、江苏海面，设司令部于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海面，设司令部于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小兵轮船十号，轮船的来路可从购买和自制入手，三祥联为一气，半年会哨一次。丁日昌并提出：“有此可恃，则沿海一切艇船皆可废弃不用”，主张裁并沿海旧有的艇船、舢舨，用节约下来的经费拨给轮船。沿海水师这时大部分掌握在湘系军阀手中，丁日昌裁并沿海艇船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淮系集团排挤湘系集团的企图，因此遭到湘系集团的激烈反对。 一八七五年六月，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 .·40 ==========第46页========== 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调拨粤海关、江海关等税银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四百万两，分别解往南洋、北洋，作为筹办海军经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后来，为集中使用经费，决定这四百万两经费先满足北洋的需要，以后再解往南洋。沈葆桢死后，海军大权集于李鸿章一身。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办理海军事务，派他的亲信马建忠负责。 为了培养海军军官，一八七六年清朝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一批学生，留学英、法等国，学习海军驾驶、作战技术。 一八八○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任命图学英国、学习海军回国的严复为总教习，训练北洋系的海军军官。 由于赫德吹嘘英国的蚊子船是守港利器，“炮位较大，在浅水处亦能轰坏铁甲”，而价格低廉。到一八七九年，李鸿章已先后从英国买来了“龙骧”（音香xiang)、“虎威”、“飞霆”（音庭tig)、“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八号蚊子船。这些蚊子船的质量极差，不到两年，船底的钢板锈蚀，机器也间有松损，只好又花巨款到上海外商的耶松船坞和样生船坞修理。事实上，这种蚊子船在近代海战中，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李鸿章就以蚊子船无用为理由，用更高的价格向德国定购铁甲舰。李鸿章派他的亲信李凤苞出使德国，用银三百万两，向德国厂商定购“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结果李凤苞从中大肆贪污，侵吞公款达六十万两，还无耻地鼓吹“制船不如买船”的理论。 一八八一…年，李鸿章在大沽建造船坞一所，并派陆军提督 ·41· ==========第47页========== 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 为装备北洋海军，李鸿章向外国大量订购军火，外国军火商乘机大肆活动。据美国公使馆参赞何天爵记载，常年有诈多买卖的代理人，川流不息地走向天津的总督衙门。他们贿赂李鸿章的幕客与门客，甚至贿赂李鸿章的厨师和理发匠，和这些人约定，等谈判成功，将给予极高的佣钱。 一八八四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大约南洋有军舰十七艘、北洋十五艘、福建十一艘。南洋海军掌握在湘系手中，北洋海军掌握在淮系手中，福建海军掌握在闽浙总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三洋海军各归节制，不相统辖，派系畛域很深。这些海军的训练都很差，许多时间都消耗在运输物资和迎送官员上，内部组织和官兵纪律都很松懈，船上的武器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型号。这种腐败情形，在中法海战中迅速招致惨重失败。 一八八四年六月，中法海战爆发。八月，法国远东舰队驶入闽江口，消灭福建海军全部船只，并摧毁福州船政局。开战前，福建海军屡次急电清朝政府，要求派北洋海军支援，但李鸿章把北洋海军看作淮系集团的看家本钱，不肯派船救援，坐视福建海军覆灭。 福建海军覆灭了，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受了损失，只有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因置身战外而保存了实力。李鸿章以福建海战为例，借口中国自制兵船万万敌不过外国舰队，逐渐摒弃自己造船的打算，不惜巨款，大规模地向英、德两国订购铁甲舰。李鸿章向英国订购“致远”、“靖远”两舰，又向德国订 ·42• ==========第48页========== 购“经远”、“来远”两舰。北洋海军的实力，更加膨胀起来。 一八八五年，“定远”、“镇远”等舰连同德国教练，开到了中国。“定远”、“镇远”各有七千三百三十五吨，是那时清朝所有船舰中最大的两艘铁甲舰，是作为建军主舰定购的。主舰 一到，清朝政府便于当年十月设立海军衙门，派醇（音纯chun)亲王奕擐（音宣xuan)为总理海军大臣，庆郡王奕劻（音匡kuang)与李鸿章为会办，都统善庆和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并欲借此制约李鸿章对海军的独揽。但是，奕澴是个封建死顽固，对洋务、海军槽然无知，奕劻对举办“新政”，又是唯唯诺诺于顽固和洋务两派之间的，曾纪泽虽懂洋务，却是一介书生，地位也较低，因此海军大权仍然落在李鸿章手中。 一八八六年，李鸿章开始兴建旅顺船坞，作为修理铁甲舰之用。船坞工程由上海法兰西银行向李鸿章介绍法商德威尼承办，计价银一百二十五万两，限定三十六个月完工，完工后“由该银行照料一年，保险十年。法国领事林椿作保。由于偷工减料，旅顺船坞建成后，并不合规格，海水能够透过砖石水泥结构渗入机器房，必须随时修理。李鸿章还拨款修建旅顺炮台和威海卫炮台。 一八八八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拥有军舰二十二艘，十 七艘购自外祥，五艘自己制造，其中“定远”、“镇远”、“经远”、“来远”为铁甲舰，“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为快速巡洋舰。李鸿章聘请英国人琅威理和德国人式百龄等人为海军教习，一切军事操演等大权，都操在这些洋教习手中。有人描述道：这些被中国政府聘请的外国人，“他们认 ·43· ==========第49页========== K以相苹，e滋举盛将非。明酒”t来“，容“顿 继料必红射，大善斯剩老平一。长炸单种比入纳日人册“，人园校青明机廷国中速安，首张量人日。月毛< 44 ==========第50页========== 为他们有权利来决定谁可以向他们发布命令，并且认为他们在接到这样发布的命令时，有权利决定是否要服从。”而为了夺取对北洋海军的控制权，英、德两国还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北洋海军虽然建成，但它的军舰基本上却是在海军衙门成立前购买的，海军衙门成立后，就未曾再订购一只军舰，每年四百万两海军经费，大部分被西太后那拉氏和奕澴挪作兴建颐和园的工程费。从一八八五到一八九四年间，为修建颜和园，共花掉海军经费二千万两，海军衙门实际上成了兴办颐和园的工程处。因此，北洋海军成军后，军力就再没有发展。但是，李鸿章却已满足于北洋海军表面的庞大和虚声。他在 一八九一年第一次检阅北洋海军后，上疏清廷说：“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鸿章得意洋洋，踌躇满志，吹嘘北洋海军已能保卫渤海门户，而清朝许多官员也竟然相信李鸿章的这个保证！ 就在李鸿章沉醉于北洋海军表面强大的时候，日本正节节扩充海、陆军实力，对中国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侵略野心，在美国支持下，一八九四年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北洋海军受制于李鸿章的投降路线，开始被动应战，继则避战待和，终至全被日军吃掉，悲惨地结束了北祥海军的历史。 、 北洋海军，是清朝政府经营了三十年的“求强”活动中花钱最多的项目，是清朝政府“自强新政”的主要标本和支柱。它的覆灭，也就宣告了祥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45:· ==========第51页========== 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清朝官僚层内因主张不同而分为两大派，即洋务派与顽固派。 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本来只有一个观念，就是按照封建的老办法子孙万代地统治下去。可是，当时出现了要学外国的轮船、大炮和机器的洋务派，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新技术，来维护封建朝廷的旧统治，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为一股搞洋务的政治势力，使封建专制的集权政治，产生某些分化。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①祥务派搞的那一套，虽然仍是为封建统治保镖的，但是那些机器局、矿业、铁路和学堂之类，一旦开办起来，总要触犯一些封建社会认为不可触犯的东西，而产生“一个否定另一个”的矛盾。因此，有了洋务派，就会有反对搞洋务的势力，这种势力就是当时的顽固派。顽固派所希望的，是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①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三二 九页。 。.6… ==========第52页========== 都原封不动地保持古老的封建主义面貌，对外国的东西，一概加以排斥，学了就认为是“以夷变夏”。 顽固派在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比重是很大的，有这样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权势显赫、对朝政有决策影响的亲贵大臣，如醇亲王奕環、大学土倭仁、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在清朝政府各个机构中的许多上、中级官员，这部分人互相纠集，具有弹劾（音核hé）官场、左右朝政的势力，在各地方有很大影响的士绅和守旧书生，这部分人数目众多，是一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势力。第一类人物是顽固派的首脑，后面两类则是前一类人物的党羽、喉舌。他们互相配合和直接结纳，反对一切改革，当时有人说他们“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刻画出这派人的顽固态度。 事实表明，洋务派和顽固派都是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也都想维护正在日益倾坏的封建庙堂。所不同的，一个是趋向买办化的封建统治者，一个是死啃封建教条、顽梗不化的封建统治者；一个是要采用外国的“长技”，来防止封建统治崩溃，一个是要讲求“圣人之道”，回到闭关时代，以保存“天朝”的体制。由于这些不同，在洋务派主办洋务的过程中，顽固派对许多洋务活动，都提出反对意见，两派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从奏折到函札，发出一阵阵的争吵声。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首先是由同文馆增开天文算学馆引起的。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奕沂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为保证天文算学馆的水 ·47· ==========第53页========== 平，奕祈要求相应提高学生入学前的文化程度，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由于天文算学馆的津贴较优，学成后还可获得“优保”，一时有相当数量科甲“正途”出身的人，愿意入馆学习。在顽固派看来，招集一些人去学外国语，已经不象话，这时竟要一批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去学天文算学，不是触到了他们认为不可动摇的封建体制了吗？他们害怕此风 一开，人心转移，会动摇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中学”的地位，便竭力加以阻挠和反对。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起发难，上疏说：朝廷任命官员，一定用科甲“正途”出身的人，是因为他们“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为什么要叫他们“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祥枪之理”呢？如果让科甲“正途”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用升途、银两来利诱他们，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没有气节，怎么能希望他们作出“事功”来呢？张盛藻站在顽固派的立场，发了一通议论，然而他人微言轻，不足以阻挡别人去投考天文算学馆。 张盛藻的奏折，没有发生作用，顽固派首领、大学士倭仁就亲自出马，于一八六七年三月上了篇奏折，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现在为了追求一艺之末，就去奉外国人为师，且不说外国人未必肯传授他们的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造就的人材也不过是“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倭仁并提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若，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48· ==========第54页========== 倭仁是理学头子，是当时土大夫中的思想权威。他的议论一出，立即产生了影响，那些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吓得不敢去投考天文算学馆了。奕䜣立即上疏加以反击，首先说顽固派只会放空言，接着责问倭仁道：倭仁说“夷人”是我们的仇敌，如果他确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我们自当追随在该大学士之后，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音宙zhòu),礼义为干橹”，说这就可以制敌之命，我们实在不敢相信。 那时西太后为了巩固自已的统治地位，还需要奕近，因此对奕诉的主张比较支持。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她发出上渝，说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不可再涉游移”，必须马上考试，送馆学习。另外，针对倭仁“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之奏，命令他立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音抵利d),共收实效”。 西太后的上谕发出后，倭仁十分紧张，原来他反对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纯粹是出于封建顽固派的立场，并不准备在国内认真访求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因此，他赶快对西太后说：“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要求取消自己原来的奏议。 在这场争斗中，奕忻集团得到了胜利，奕诉上朝看到倭仁，连驳斥带讽刺，倭仁无话可说，竟至涕泪滂沱。奕沂要求倭仁参加总理衙门的工作，要他开开眼界、换换脑筋，西太后就任命倭仁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坚决不接受，甚至气得从马上跌下来，得了“痰厥症”。翁 ·9· ==========第55页========== 同（音和hé）去看他的时候，仍然“颜色憔悴，饮食甚少”，两个老官僚相对烯嘘。 顽固派的阻挠遭到挫折，但他们并不死心。一八六七年 六月二十六日，倭仁指使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上奏攻击奕沂，说奕沂“专擅挟持”，声称“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衔门请皇上导之使行”，并说，本月初十日刮了两个时辰的大风，这是“天象示警”，还不赶快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而端风教”。西太后得疏后，大骂杨廷熙，“以知州微员，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并斥责倭仁“殊失大臣之体”，要他不再“坚持己见”，在假满后，即到总理衙门任职，与奕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 在这场争论中，天文算学馆虽然没有被取消，但报考的人数却大大减少，考试的那天，一共只去了七十二人。 每推行一项重大的洋务活动，每遇到一次重大的对外交涉，顽固派都要与洋务派争斗一番，在天津教案、马嘉理案件、中法战争、铁路、开矿、电报等事上，都有所争论。由于修筑铁路不同于开矿、办广，它的工程大，筑一条路就要从城市经过乡村，连县越省，牵涉的面广，对封建社会的旧俗，冲撞也较大。所以顽固派更害怕看到“火龙”（那时对火车的称呼）这种妖怪，使劲地反对，在两派中进行了持久的争论。 七十年代，洋务派已在活动修筑铁路。李鸿章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说他在一八七四年提议修铁路时，遭到有些京官的“痛诋”，他向奕祈面请兴修铁路，奕诉虽赞同，但说“无人敢主持”，“两宫（指东、西两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从奕诉的 ·50· ==========第56页========== 话中，反映出因为顽固派的阻挠，修铁路竞成为一桩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直到七十年代末尾，才在吵吵嚷嚷中去修从唐山到胥各庄那条短得可怜的运煤铁路。 中国最早的火车 洋务派对扩展他们实力的洋务事业，是不肯放松的，总想打破修铁路的僵局。一八八○年十二月，便由淮军旧将、原任直隶提督的刘铭传出面，上奏清廷，清修铁路。他说：“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多端，“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并建议修筑自清江经山东达北京，和自汉口经河南达北京两条干路。清廷把刘铭传的奏折发给臣僚，要他们表示意见。内阁学土张家骧首先议复，认为修造铁路要毁坏田亩、房庐、坟墓、桥梁，“其事之窒碍，不问可知”。说修铁路是“莠言”，应坚决杜绝。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他的上奏是和李鸿章事先通了气的。紧接张家骧提出反对意见，李鸿章便上了一个很长的奏折，从用兵、收厘、拱卫京师、赈务、漕运、通讯、交通等九 ·51· ==========第57页========== 个方面，举出铁路的好处，对当时流行的反对意见，逐条作了答辩。最后说，刘铭传现“乞假养疴，别无所事，若蒙圣主授以督办铁路公司之任”，由他“招设公司，商借洋债，虽能否借到巨款，尚无把握，然以刘铭传之勋望，中外合力维持，措注较易于他人”。可以看出，李鸿章和刘铭传对修铁路一唱-一和，目的是要把修路权抓到自己手里，作为同外国侵略者勾结的资本，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中外合力维持”。 顽固派仍然鼓噪不休，一个个递送反对的奏折。顺天府尹王家璧认为，铁路虽利于运兵，但“我能往，贼亦能往，果能朝发夕至”，一旦他国“有连合诡谋”，就会“四面受敌”，是置自己于危地。翰林院侍读周德润认为，铁路“行之外国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因为“外夷以经商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铁路一开，沿途的旅店、运夫、骡户都将歇业，使社会不安，是“与民争利，祸亦随之”。这些理由看来很堂皇，骨子里却是害怕资本主义的事物，会破坏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而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的反对意见，尤为坚决，也最腐朽。他列举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共二十五条反对理由。其中一条，说是修造铁路会惊动山川之神，龙王之宫，河伯（河神)之宅，“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因此铁路万万不可造。说起来，是够荒唐了，然而鬼神天变，从来就是封建顽固派的理论武器。这个刘锡鸿，竞然还曾充任过驻英副使、驻德公使呢！ 争吵一场，清廷没有作出结论。过了两年，一八八三年七月，李鸿章写信给奕谭，重提修铁路的事，说“中国阻于浮议， ·52 ==========第58页========== 至今未能试办”，请他“主持大计”。顽固派闻风而动，又纷纷上奏反对，其中有个内阁学士徐致祥，一再陈述修铁路有害无利的滥调。但他说李鸿章一伙的修路计划，全然依靠外国的借款、器械和技术人员，必然受其要挟。尽管是从顽固保守立场出发，却多少揭了洋务派的痛处。这次，两派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中法战争后，清廷对修铁路虽然仍未明白宣布决策，但一 八八七年三月海军衙门奏请修建（天）津（大）沾铁路被批准，也就无异对争论作了答复。 顽固派对洋务派的非议，基本的一条，是害怕外国资本主义的“器”，破坏中国封建主义的“道”，所以对铁路、轮船无不反对。但在争论的长过程中，大体说来，总是洋务派占上风。因为洋务派的主张，得到外国侵略者支持，而主持朝政的西太后，在平衡两派的争吵中，也倾向于办一些洋务。事实上，铁路问题的争执，已是洋务派和顽固派争论的尾声。此后，顽固派也日益带上买办色彩，两派之间的区分就愈来愈少。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必然产生的分合现象。 ·53· ==========第59页========== 七、洋务派的几个集团 洋务派同顽固派，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处于对峙状态，剧烈地争吵，但是洋务派并没有形成为有组织的统一阵营。，这个官僚、军阀、买办的混合体，以地方实力派为主，在英、法、俄、德、美等资本主义列强的互相争夺下，演变为各个集团。这就是奕沂集团、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左宗棠集团、张之洞集团。这些集团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争斗。 如前所述，奕沂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也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兄弟，因赞成西太后垂帘听政，而被封为议政王，破例地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按清朝祖制，亲王不得任军机大臣），并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政外交，总揽于一身。但是，奕诉不是清王朝权力的继承人，他的所作所为，既不能撇开西太后，又不可能越过湘、淮系头子，直接指挥军队。因此他在派系斗争中，进退失据，无所依傍。他的政治命运，全由西太后掌握， 一八六五年就被削去议政王的头衔。曾国藩曾私底下跟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奕䜣集团，说奕䜣“晃荡不能立足”。一八七 六年文祥死后，他失去在中央策划洋务的得力帮手，中法战 ·54· ==========第60页========== 争时又被罢了官，处于投闲置散的地位，直到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时，才获得起用。所以，洋务派的集团势力，主要不在清朝的中央，而是在地方的督抚。尤其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长期为洋务派头子占据，他们把天津和上海一南一北两个重要通商口岸，作为他们经营实力的基地。 与奕䜣集团同时的，是曾国藩集团。曾国藩集团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汉族地主、官僚、军阀集团，洋务派头目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最初都是这个集团的重要人物。在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被攻克以前，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军队有近十万人，而湘系人物所掌握的军队，则多达五十万人。天京被攻陷以后，曾国藩就开始从他权力的顶点，走向下坡。曾国藩权势由盛而衰的首要标志，是湘系集团的分裂。左宗棠第一个离开曾国藩，在湘军内部自成一独立的派系。接着，李鸿章也因为羽毛已丰，要求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曾国藩死后，曾国藩集团由他的弟弟曾国荃继承，长期盘踞两江总督的地盘。 李鸿章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洋务集团。最初，李鸿章托庇于曾国藩，建立淮军，并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江苏巡抚。然而，他又利用清廷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发展他的势力，淮系集团便后来居上，超越了湘系集团。许多重要的洋务局广，都是由李鸿章主持的。一八七○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到甲午中日战争时为止，北洋这块地盘 一直为李鸿章的淮系集团所掌握。李鸿章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尽量排挤、倾轧其它派系，这就引起了其它派系的强烈反 •.55● ==========第61页========== 对，不断激起尖锐的争斗。李鸿章集团势力过于膨胀，也引起清廷的不安。清廷一方面利用湘、淮系的固有矛盾，来牵制李鸿章，另一方面又扶植新的洋务集团，与李鸿章相抗衡。 左宗棠是湘军头目，在清朝政府内部，他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同为镇压太平天国出名的“中兴名臣”。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开始很早，是第一个主张建立海军的洋务派大官僚。为此目的，他在闽浙总督任内，倡办了福州船政局。一八六七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为继续控制福州船政局，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福建船政大臣，有关福州船政局的重大事情，都要与他联名会奏。但是不久，沈葆桢与李鸿章搭上关系，气得左宗棠大骂沈葆桢“忘恩负友”。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势力长期侷处西北，所办祥务企业，只有兰州织呢局和兰州制造局，规模较小。他没有李鸿章那样多的买办性，势力也不如李鸿章。左宗棠对李鸿章集团长期占据重要地盘、握有大量财权的状况，十分不满。在清朝政府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左宗棠的意见是常常与李鸿章对立的。 张之洞是后起的洋务派头目。本来在七、八十年代有一批不掌实权的京官，互相结纳，议论朝政，弹劾大员，称为“请流派”。张之洞原是“清流派”的要角，对李鸿章的攻击不遗余力，因而为清廷看中，于一八八一年被拔擢（音镯zuó）为山西巡抚。在中法战争中有所建议，又被升调为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结束后，张之洞逐渐向洋务派转化，依靠英、德的技术和设备，大力举办洋务事业，受到李鸿章集团的阻挠和攻击。西太后和醇亲王奕還，为了牵制李鸿章，对张之洞进行了必要的 o°56.· ==========第62页========== 扶持，调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督办南段芦汉铁路，主持湖北炼铁厂和湖北织布局。九十年代初，张之洞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李鸿章的洋务派首领；武汉也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重要的洋务基地。 除了上述五个洋务集团外，还有其他一些洋务官僚，如原任山东巡抚、继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湖南巡抚王文韶等，在任所也办了些洋务企业，但规模不大。 在五个大的洋务集团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拥有军事实力。他们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迹，各自成为盘踞一方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张之祠虽不是以军事起家，但他后来也编练“自强军”，想取得同曾、左、李一样的军事实力地位。所以，抓军队、采用洋操、洋枪，是洋务派形成为集团势力极为重要的一环。他们凭借军阀、官僚的权势，挪用官款，吸取私人资本，在他们的统治区内经营起庞大的洋务企业，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和经济实力。他们后来即使迁调他省，对原来的洋务企业仍要遥控。譬如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有关江南制造总局上奏的事，须由他和两江总督会奏；左宗棠已远赴西北，福州船政局的变动，还要取决于他。有些企业甚至跟着他们的迁调而转移，譬如左宗棠在西安设制造局，他到了甘肃，这个制造局就跟到甘肃，成了兰州制造局；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筹建广州炼铁厂，他调任湖广总督，为筹建广州炼铁厂购置的机器，就跟着他到了汉阳大别山下。简直是把这些企业，当作他们个人或集团的私产。这又是洋务集团具有的特征。这些情况，表明在清王朝中，已出现一个 ·57 ==========第63页========== “内轻外重”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和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在中国执行的分裂剥削政策分不开的，也是封建王经过大变动后，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膨胀必然产生的现象。所以，洋务集团的形成，就是中国近代封建割据最初的表现形式。 ·58 ==========第64页========== 八、洋务运动与民族 资本主义的关系 与洋务运动开始的同时，中国民间就有了投资于新式企业的动向。当时一些商人、地主、买办，为避免封建政府的禁令和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往往把资金依附在“洋商”名下，以猎取利润。这一现象，在近代航运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棉织业中，江苏太湖洞庭山的买办商人席长卿，远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就曾和美、法等国资本家商谈“机器织布之道”。一八六五年，他和外国资本家进一步“详细考究”了“招股聚议，及自制颜料、备染布匹等事”。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正式出场，是在七十年代。一是前面已经说到的、由洋务官僚倡办的民用企业，一是由私人直接投资经营的（商办）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企业出现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八七二年，广东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家乡南海县设立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汽为动力，采用机器缫丝，招收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由于机器缫丝能获厚利，到 一八七四年，又有其他资本家创办的四个丝广成立。：： ·59· ==========第65页========== 一八七九年，汕头商人用机器制豆饼，制成品供给本地和台湾人民需要。 一八八一年，梁云汉在广州设肇兴公司，经营海外航运及贸易。 一一八八二年，黄佐卿在上海苏州河北创办公和永丝厂。 一八九四年，官僚地主严信厚，在宁波成立通久源纱厂，有纱锭一万七千余枚，布机二百十六台。同年，另一官僚地主朱鸿度，在上海剑办裕源纱厂，有纱锭二万五千枚。 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早期的一批民族资本企业，有的就是由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面在这一时期，外国侵略者的商品倾销，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工业品提供了市场；大批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的破产，为资本家提供了可被雇佣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条件，使采用机器生产在客观上有了可能，在经济上又有利可图，所以民族资本终于冲破重重阻力，破土而出。 民族资本企业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它与洋务运动究竟有什么联系？洋务工业是推动民族资本，还是阻滞民族资本？ 当时风气未开，洋务派提倡投资近代企业，引进一点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在客观上对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但是，洋务派是一批投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官僚，他们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决定了他们对民族工业，主要是束缚和摧残，而不可能是真正扶植其发展。 与民族资本主义有直接关系的，是祥务派的民用企业，主要是官督商办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洋务派广招商股以解决 ·60· ==========第66页========== 资金问题。一部分商人、官僚、买办、地主，就将他们手中积聚的资本，投入这些企业，成为这些企业的大小股东。这就使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具有民族资本的成分。如轮船招商局，在成立时就极力招收商股，到一八八三年，商股由一百万两扩充至二百万两。上海织布局原计划招收商股四十万两，后来招到了五十万两，织布局就是用这点商股资本开办起来的。商人、官僚、买办的积极投资，使以宫督商办形式开办的民用企业，在七、八十年代盛行起来。 官和商的这种特殊结合，表明了中国工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困难。在那时，帝国主义的压追，封建习惯势力的阻挠，厘税的苛重，官吏、豪绅的勒索，一个又一个困难横耳（音根去gèn)在民族工业前面。仅仅依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抵抗这样强大的阻力。处在襁褓时代的新式企业，必须从企业的外部找到奥援和靠山。在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封建官僚有很大的权力，幼小的工业资本，除了匍匐在一些有权势的封建官僚脚下，乞求他们的荫庇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出路。 陈启源的继昌隆缫丝厂建立后，被封建士大夫“视为异端”，当地政府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理由，下令陈启源停工。陈启源为了减少机器生产的阻力，只得将大机器改成小机器。一八九一年，有个被革武举李福明，在北京附近设立-一家机器面粉广，每日平均能磨成细面粉二百担，如工费较用牛磨的低廉。但在几年以后，被清朝政府用李福明“不安本分”为理由，勒令停 ·61· ==========第67页========== 工。有些企业因得不到官府的支持，或由于官府的拆台，根本无法开办。如在采矿业中，据一八七五年四月九日《申报》透露：“前岁闻江宁之煤矿，言明将开有日矣，旋闻官与商争而止。又闻乐平之煤刊矿，言明绅民均愿开矣，旋闻委员与地方官不合而止。”在棉纺业中，一八九三年重庆筹设的一家纱厂，资本、机器、厂址都准备好了，由于清朝政府不肯参与和入股，终于没有办成。民族资本想托庇官场，减少压力，是官督商办盛极一时的原因。 某些企业没有从封建政权找到荫庇，就到外国侵略者那边找倚靠。如一八七四年容闳在上海创立《汇报》，因怕“文字易于贾祸”，聘请英国人葛理为总主笔。一八八七年，严信厚设立宁波轧花厂，因为害怕官吏反对，所以依附在日本人保护之下。天津自来火公司在一八九一年失火后，重新公开招股，资本主要来自中国商人，而五个临时董事中，却有四个是外国人，当时就有人感到“不可解”。这些企业挂上外国招牌，聘请外国经理，向外国政府注册，虽然依附的主体不一样，但同样说明：企业离开外部荫庇，就难以生存下去。 私人投资者抱着很大的希望，投资于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以便获得保护。如请求减税、免税的优待，请求政府贷款，获得专利权和特别保护，等等。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官督商办的形式是：“官稽查以征税”，“商招股以兴工”，即由政府在各方面给予支持，由商人自已来办理企业。但事实上，官督商办企业是官有权而商无权，官商合办企业也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因为洋务派大官僚招收商股的目的，在 2· ==========第68页========== 于解决本身资金的困难，并不想让商人真正去管理企业。 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内部黑幕重重，企业盈亏全由商股负责，大权却操纵在洋务派大官僚和他们所委派的总办、会办、坐办、提调等人手里，股商对于企业的经营方针、用人行政、财务管理、红利分配等，毫无插嘴的余地。“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即岁终分利，亦无非仰他人鼻息”。这些洋务派大官僚和总办、会办、坐办、提调等人，利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制度，任意开销公款、侵吞商股，结果“公款日亏，私囊日充”。一八七七年一个御史揭露，招商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在官僚的“恣意挪借”下，招商局成为糜费最大的一个企业。又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据有些记载说，在开车以前，专办官务的龚寿图，就任意挥霍，办事不实。所以在还没有赚到百分之三十的红利时，就已先亏折了百分之三十的资本。一 八八四年，龚寿图招集新股，却把从前的老股一律打个七折，限期要老股股东“每股（一百两）加价银三十两”，“以辅助新股”。一八九○年开车以后，本有极高的利润，但直到一八九 三年织布局遭到火灾时为止，股东却丝毫未分得红利。上海织布局被焚后，一八九四年李鸿章委任津海关道盛宣怀和江海关道聂缉槼（音规gu)，就织布局旧址设立华盛机器纺织总局。后来盛宣怀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把它变为自己的私产，直接对民族资本剥夺和侵吞。其它官督商办企业，如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也莫不皆然。虽程度不同，但弊病大体上却是一致的。管理过官督商办企业的官僚朱其昂、唐廷枢、盛宣怀、徐润等人，一个个都成了大富翁。李鸿章死时，有 ·63· ==========第69页========== 私产四千万两银，其中也有相当部分刮自官督商办企业。 官督商办企业的这些黑幕，引起了股商的愤懑和抗议。一 八八五年夏天，直隶顺德铜矿股商，由于不满总办贪没大部分资金，声称“股本一日不清，商怨一日不释”。在这前一年，湖北施宜铜矿股商，愤恨官绅吞没股本，更公开宣布：“财命相连，众怒难犯”，要求“秉公了结”，否则就要“铤而走险”，与官府“拼命”。官僚的侵吞渔利，引起股商的大声反对，甚至要用性命相争，可见股商是何等愤懑！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的股东，起初都对官府提出过抗议和要求，抗议无用后，陷入失望消极，让官府任意侵蚀。这种商和官的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 官督商办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作用，还表现在它的官僚垄断性上。洋务派开办基隆煤矿后，为垄断煤矿利益，将基隆周围民间所开的十二所煤矿，尽行封闭。八十年代初期，广东和上海的商人，多次要求创办远洋和内河轮船公司，都被洋务派官僚阻止，驳为“不准另树一帜”。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时，规定十年以内只许华商搭股，不准另行设。结果从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起，直到一八九四年，才出现一两家民族资本经营的纺织厂。而上海机器织布局所织的布，在当时“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可见机制布匹存在广阔的市场，并没有“壅滞”的现象，完全可以多设厂与洋布竞争。从上海招商局和织布局创办之初，商人购股踊跃的情况看来，当时中国社会上，还是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可用来经营近代工业的。在这种具备一定市场和资金的情况下，洋务派的垄断 ·64 ==========第70页========== 行为，使民族资本主义在八十年代失去了发展机会。 只有少数与李鸿章有密切关系的官僚、富绅、买办，才能突破官督商办的限制。他们依靠这一政治力量，取得官商合办或商办的权利，把一般商人排斥于门外。在上海、宁波等地，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应该指出，洋务派的垄断活动，只对民族资本有效，在洋务派内部，是没有多大约束力的。一八八八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开始筹建织布局。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有垄断机器织布的十年专利权，张之洞在设立织布局前，必须同李鸿章达成谅解。他致电李鸿章说：“上海布局经尊处奏准，‘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致侵沪局之利。”这时，上海机器织布局还没有建成，事实上也无法垄断纱布销售市场。李鸿章不得不对张之洞表示让步，复电说：“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张之洞便电请驻英公使刘瑞芬，代购织布机一千台，及配购轧花机、纺纱机等，决定在珠江南岸建厂。可见，李鸿章垄断纺织业，只是阻碍民族资本发展，却不能阻止洋务派其他官僚设厂。 官督商办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争中，还经常与外资企业达成妥协，和它们结成垄断同盟，来压迫民族资本企业。如一 八七七年上海轮船招商局，与怡和、太古签订“齐价合同”，一 八九三年再度签订合同，就是这样的垄断同盟。在它们推行“齐价”期间，怡和、太古获得高额利润，大加扩充、发展，民族资本的航运业却遭到严重打击，招商局自身也没有得到好处， ·65· ==========第71页========== 船只及吨位，比先前反而下降了。所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经元善，愤愤不平地说：这种“齐价”垄断，“但能压抑华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官督商办企业中虽然包含民族资本的成分，但它却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摧残者和扼杀者。 据初步统计，从一八七二到一八九四年，中国商人、地主和官僚，大约设立了七十四个广矿，资本共约二千余万元，其中包括五十四个商办企业，资本五百余万元。这个数目，等于 一八九四年一年中对外贸易入超赤字的三分之二（该年入超 二千九百万两)，等于一个颜和园的修建、维护费用，等于清朝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等于甲午中日战争赔款的十分之一。这个微小的数目，就是二十多年中国工业资本的全部积累。可见，洋务运动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只能和蜗牛的步伐相比。中国工业资本的积累，为什么这样微薄？这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有很大关系，与祥务工业的腐蚀和排斥，也有很大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是主要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被全部政治上层建筑支持着，购买土地是传统的、可靠的资金出路。此外，高利贷剥削和商业投机，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而工业投资，由于缺少政治和社会的保障，反而是一种极冒风险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官僚、地主和商人，宁肯把资金用来购买土地，发放高利贷，从事投机倒把、画积居奇，而不愿意投放到自己不熟悉、很有亏折可能的工业中去。 66 ==========第72页========== 九、早期改良主义者对洋务派的非难 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已在形成一股新的思潮，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持批评态度，要求抵制外国侵略，减少封建束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到八十年代，这种改良主义思潮，在若干上层人物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得到传播，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影响。 一八七五年，郑观应著《易言》； 一八七七年开始，马建忠陆续写出一批文章，后来汇集为《适可斋记言记行》： 一八七九年，薛福成著《筹洋（音除chd)议》； 一八八三年，王韬（音掏tāo)把他在七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辑成《韬园文录外编》； 一八八九年，宋育仁著《时务论》； 一八九○年，汤震（后改名汤寿潜）出版《危言》； 一八九一年，宋恕写成《六斋卑议》，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以《易言》为基础，扩充改写成《盛世 、67、 ==========第73页========== 危言》 陈虬（音求qú）的《救时揭要》《经世博议》，陈炽的《庸书》，大约也在九十年代初完成， 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铨（音全quan)》,成书已是九十年代后期，其中有些篇目，则是在八十年代写的。 以上这些人和书，就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体现者。 代表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这批人，大多是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洋务派有很深的关系，同外国人也有不少来往。如王韬，长期依靠外国传教士，游学英国，在香港办报，与祥务官僚丁日昌很有交情，自称丁日昌是他“平生第一知已”。在丁日昌的推荐、称扬下，他曾向李鸿章出谋献策，条陈镇压太平天国后的“善后事宜”。如薛福成，本是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死后，投靠李鸿章，一八八九年被任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所写《庸庵海外文编》庸庵文编》《庸庵文外编》《出使日记》等书，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改良主张。如马建忠，早年学会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深通洋务，被李鸿章看中，于一八七五年派往法国留学，并在驻法使馆供职，回国后，长期参预洋务集团的活动和对外交涉。又如郑观应，开始当过外国洋行的买办，后为李鸿章延揽，经办过轮船招商局、津沪电报沪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等祥务企业。这些人的活动，虽然和洋务派分不开，但是他们不是重要的当权人物，同社会的接触面较广，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有较多的了解，所以没有洋务官僚那样多的封建 ·68· ==========第74页========== 性；在民族危机日深的刺激下，他们逐步产生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思想，所以也不同于洋务官僚完全投靠外国的那种买办化。由于这些情况，他们在投身或观察洋务设施的过程中，感到仅仅依靠造船、制炮和一些新式的洋务企业，是无济于事的，何况这些洋务事业，受官场控制，弊端百出，毫无实效。他们对洋务运动，便日益怀疑起来，隐持批判态度，提出了他们的主张。 一、时移势易，世界大变，不能守着老皇历不变。他们引用“穷则变，变则通”，作为理论依据，认为“世变小，则治世之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之法因之大变”。在他们看来，洋务派搞的制造技术是“小变”，只是变物，他们主张要有触及政治领域的所谓“大变”，要变法。王韬认为，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是说世界历史的进程，由渔猎生活进到农业经济，再进到工业经济，中国也应沿着这条路，向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变。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固然是历史前进的步伐，然面并不是历史的本质，但要看到一点：变，在这里已和进化论发生了联系。因面，通过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这种表述，开始给中国带来了历史进化的观念，它否定了顽固派的不变思想，对洋务派想用资本主义的技术，来维护封建国家的旧体制，也是一个批判。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主张的变，是“由渐而变”，是缓慢地变，爬行前进，又仪限于少数人的纸上议论，所以他们的否定和批判，不可能在那时发生强烈的冲击力。 二、反对外国侵略，要求维护国家独立。改良主义者都 ·69· ==========第75页========== 无例外地谴贵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造成无穷祸害，要求清朝政府寻找机会，修改其中若干重要条款。例如，薛福成就曾经说过，当初中国与外国签订条约时，有些条款看来平常但祸患无穷的，有两条：一条叫做“一国获利，各国均沾”，另一条叫做“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这就是所谓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他认为，必须借修约的机会，收回这些权限。早期改良主义者对于中国关税不能自主，更是抱深恶痛绝的态度。他们说，关税自主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者昏庸腐朽，把关税税则订入中外约章中，结果“太阿←古剑名)倒持，授人以柄”。因为关税不能自主，无法保护中国商人，利源全被外国人夺去，这就是中国贫弱的根源。加上海关大权又被英国人赫德把持，他不仅借此包庇外国商人，还利用他所控制的关税收入，来左右中国内政。这样下去，将来中国和英国一旦失和，赫德一定会利用这个权力，帮助英国来灭亡中国。此外，早期改良主义者对外国传教士在内地横行不法、欺压人民的罪行，也有所揭露，对于洋务派在对外交涉中，想从熟悉西方殖民主义的“万国公法”找出路，也有所批判。 三、要求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早期改良主义者对洋务派实行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是不满意的。他们说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其结果是官有权，商无权，商人亏本，官吏发财。他们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所以国势强盛，而洋务派却唯恐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弄得“商务”没有起色，也抵御不了外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他们主张 ·70· ==========第76页========== 发展商办企业，提倡集资创设股份公司，要求修改关税税则，增加进口税，减少出口税，取消内地关卡，废除厘金制度，发展机器工业和近代交通运输业，设立保护工商业的商会，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用以和外国资本竞争。这就是与西方国家进行“商战”。他们说，外国侵略者不怕中国练兵讲武，只怕中国商人去夺其利权。所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他们说“商富”就是“国富”，并提出“民富国强”的口号，用以代替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民富国强”，把“富”和“强”提到资产阶级的“民”和“国”的观念上来，比洋务官僚的“富国强兵”进了一步，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没有独立自主的骨格，仍然只能是向外国资本主义乞讨，所以这种“富”和“强”也是没有指望的。 四、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封建地主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开放一部分政权。七十年代初，郑观应就在《易言》中说，英国的上下议院，“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这里所说的“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把要仿效西方的东西，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以迎合士大夫的自傲心，以为这样或易于为人接受，这原是他们惯用的手法。王韬进面将西方立国的体制，概括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三种，觉得前两种都太偏，准有君主立宪的“君民共主”，比较特平，适合中国的情况。这里的“民”，是指资产阶级及其联系的士大夫，所谓“共主”，就是要求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同地主阶级建立联合专政。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都提出了这个主张，“君民 d71 ==========第77页========== 共主”便成为资产阶级倡议变法的基本内容，也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区别于祥务派的重要标志。马建忠曾在法国写信给李鸿章，说到他对西学的体会是：“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之类，“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电，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体”和“用”是中国哲学上的命题，“体”是根本，“用”指服从于“体”的具体效果。洋务派固执“中学”的“体”最完善，不能变，能变的只是“用”，可以把西学洋枪大炮的“用”，移到中国封建纲常的“体”上来，这就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良主义者却认为，西学自有“体用”，如果只抓它的“用”，不顾它的“体”，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补于大局。所以，他们一再指出，洋务派的学习西方，是“徒袭皮毛”。 上述几个方面，说明了早期资产阶级的改良主张，形成于祥务运动中，而不同于洋务派，并对洋务派表示异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作为洋务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应归结到两者的阶级差别，洋务派是地主官僚和买办、军阀的结合，改良主义者是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所以，改良主义者对洋务派，在转弯抹角地提出不同意见外，也还能从正面给洋务派以非难。 改良主义者正面非难洋务派的言论，在他们的论著中，是常有所反映的。例如，说那些制造局，制枪炮、造轮船，看来“庞然其大”，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说对外交涉，只知讲求语言文字、交际应对，但求无事，徒然“屈己伸人”；说祥务人员“大半因循懦玩，不自振作”，是一些贪婪（音兰a)无能 、72· ==========第78页========== 之徒；还将洋务派同顽固派进行对比，认为顽固派“恶西人而摈（音殡b)西法，迂拘固陋，不知变通”，是愚蠢的，而洋务派“喜西方而兼用西人”，“开门揖盗，受制于人”，也是愚蠢的。除了这些屡见的批评外，还有一八八七年，何启、胡礼垣为反驳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所写《曾论书后》，要算是早期改良主义者批评洋务派的一篇带有论战性的文章。这篇文章针对曾纪泽大言不惭地说洋务派举办的洋务，表现了中国由睡而醒的论点，进行批驳，着重指出洋务派专重“坚甲利兵”，而不变法，是“本末倒置”。认为“铁路等事”，由中国人筹款自办，“则谓之醒”，如果是依靠外国人来办，“使外人夺中国之权衡者，则谓之睡”。拿这个标淮来衡量，洋务派事事仰赖洋人，而以举办洋务作为中国已醒的证明，那是“无异睡中之梦，梦中之梦也”。何启、胡礼垣还举出洋务派经营了多年的福州船厂和舰队，在中法战争中，一仗就被法国侵略军全部歼灭，讥笑地说是“以撼山横海之雄，作坠地无声之物”。就是说，洋务派夸口的“船坚炮利”，好象可以“撼山横海”，而一和敌人接触，就化作了无声无息的硝烟和灰尘。 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和对洋务派的非难，在那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对阻碍中国进步的势力，表示了不苟同的态度，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但是，改良主义者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强烈震动下，才开始由地主阶级转化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兴起以后，“它迫使一切民族一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一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 ·73· ==========第79页========== 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①活动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处的境地，就是这段话中的“它们”。因为，这批人刚从旧质态转向新质态，还保留着浓厚封建色彩；他们的行动，是在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迫使下，所采取的步骤，对外国资本主义也只能是既反对又仰慕。这就使他们的思想言论，同洋务派仍然难分难解。就拿反对外国侵略这一点来说吧，洋务派有个反动论调，就是中国所以被侵略，主要是由于“内患”引起的，要使国家强盛不被侵略，就必须镇压国内革命，即所谓“内患除，而外侮自泯”。对于这个反动论调，早期改良主义者是默认的。不但默认，有的人甚至跟着叫喊：“当今要务，首在平贼”，“治今日之贼，计非多杀不可”。并在行动上，充当了洋务派镇压农民革命的急先锋，扮演了可耻的帮凶角色。正因为他们一直和人民群众相对立，因而找不到反对外国侵略的力量，他们所标榜反对外国侵略的原则，就成了空话。比如，薛福成积极主张收回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但怎样收回这些主权呢？'他主张靠外交权术。结果不但主权不能收回，在他参与的外交活动中，还不断失去新的主权。他无法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又不得不回过头来，替洋务派的卖国外交讲好话，说李鸿章等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不平等条约，是“务持大体”，“量予变通，以弭外衅”。 正因为早期改良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相对立，所以他们标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思格斯逃集第“卷，第二五五贡。 ① ·74· ==========第80页========== 榜的“民富国强”的口号，最终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洋务派的“自强求富”，以“自强”为中心，“求富”是为了“自强”，是为了发展军备，装备清朝的反动军队，用以镇压人民。所以他们一方面举办各种民用企业，另一方面又限制民族资本主义。早期改良主义者认为，这样做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没有抓到要领。什么是向西方学习的要领呢？马建忠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公司一事，乃富国强兵之实际，亦长驾远驭之宏规也”。这就是所谓“民富而国自强”。但是，要举办许多“公司”，资本从何而来呢？他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举借外债，用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向外国侵略者借钱办工商业，再去和侵略者竞争，这难道不是与虎谋皮吗？照此办理，他们的前景，并不会比祥务派好些。 由于早期改良主义者，既没有力量去反对外国侵略，又不敢和洋务派所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真正决裂，所以他们既想参加政权，却又不敢去动摇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有的人主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同祥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为他们不敢反对封建皇帝的君主立宪主张辩护，说什么“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即民主也”，表明他们不能从封建道统、君统的泥潭中拔出来。他们在行动上所以会成为洋务派的帮凶，他们的后继者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所以会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革命派，从这个反动的道统、君统观念中，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75· ==========第81页========== 十、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 洋务运动的结局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镇压国内革命、挽救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是依靠外国侵略者、乞取外国侵略者“援助”的卖国运动，因此，它不仅没有带来洋务派所吹嘘的“富”、“强”，反而使中国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淖。洋务运动的全过程，事实上就是中外反革命联合在中国建立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过程。 什么是半殖民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①事实正是如此，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朝在形式上虽然还维持着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但它已不能自主地制定政策。资本主义列强，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和平的”和暴力的，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夺取中国的许多主权。这些主权的被剥夺，又往往是通过洋务派来实现的。 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O五页。 ·76· ==========第82页========== (一)在军事上，资本主义列强以支持洋务运动、帮助清朝政府建立新式军队的名义，出售武器，派遣教练，一步步把它们的势力，渗入清朝政府的陆军和海军。特别是北洋海军，大权操在英国教练琅威理和德国教练汉纳根手里。洋务派所开办的各个兵工厂，从原料到设备，从设计到制造，也无不仰赖外国侵略者。外国侵略者利用这种情况，把持中国的军备。 由于军事上依附外国侵略者，清朝政府丧失了自主防御的地位。就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邻国受到不断蚕食和吞并，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损害。 东南海疆的危机，首先出现。一八七二年，日本要挟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一八七四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曾在中国台湾遭难为借口，派兵侵入台湾。此后，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就成为日本“南进”的一个目标。 在西北边疆，一八六五年浩罕头目阿古柏，率兵侵入新,得到俄国和英国的支持。一八七一年，俄国乘机出兵占领伊犁。一八七七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兵歼灭阿古柏侵略势力。第二年，清朝政府向俄国交涉收回伊犁。沙俄却玩弄种种阴谋欺骗手法，在归还伊犁时，抢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等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 在西南边疆，英国占领下缅甸后，于一八七四年组织武装探路队，探测由缅甸进入云南的通路。北京英国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到缅甸边境去迎接，被云南人民打死。英国公使威妥玛，乘机向中国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掠夺去许多通商特权，和侵入中国云南、西藏 。77· ==========第83页========== 的便利条件。一八八六年，英国侵占上缅甸后，中国云南边境的安全，已处于英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在英国侵略缅甸的同时，法国在越南的侵略活动也极为猖狂。它在六十年代侵占了越南南部，在七十年代又开始向北部进攻，妄想从越南北部侵入中国云南、四等省。法国的侵略活动，终于在一八八三年十二月，激起中法战争。通过这次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所谓“保护权”。中国的西南边界，又暴露在法国侵略者的枪口下。自此，中国的云南、广西等省，成了英、法侵略者互相角逐的地区。 一八八八年，英国侵略军经过锡金，向中国西藏发动进攻。一八九○年，英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八款》，夺去开放亚东为商埠等特权，把侵略魔爪伸入西藏。俄国与英国一样，也不断觊觎（音计余ⅱy)中国领土西溅，暗遣“调查团”，混入西藏境内。到九十年代，在科学考察、旅行、访问等名义掩护下，俄国人到西藏刺探情报的活动，更为频繁。 一八九一年七月，俄国军队侵入中国新疆的帕米尔地区。 一八九五年，俄、英两国瞒着清朝政府，象窃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把帕米尔瓜分了。 (二)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边疆危机是如此严重，领土完整受到这祥大的威胁和损害那些高叫“自强”、“自立”的洋务派大官僚，又是如何对待呢？一八七○年，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时，上疏清廷说.“道光庚子（一八四○年)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指同治皇帝）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 ·78· ==========第84页========== 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保全中外“和好”的局面。这个不抵抗政策，曾国藩死后，由李鸿章继承下来，对外国侵略者一味“委曲求全”，出卖大量民族权益。日本发兵侵入中国台湾时，虽有美国支持，但日本实行“维新”才不过几年，本身还缺乏实力，而李鸿章却说他的淮军和各省新练陆军，“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不肯坚决反击日本侵略者。马嘉理案发生后，英国公使威妥玛一再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等手段，对清朝政府进行恫吓，李鸿章认为“中国人才、财政均无把握”，万万不能与英国“失和”，与威妥玛签订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满足了英国的侵略要求。阿古柏侵入新疆、俄国强占伊型时，李鸿章竟主张放弃新疆，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要求停撤“塞防”经费，移作“海防”经费。中法战争时，李鸿章又大肆宣扬中国“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前方刚一失利，他就与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满足法国的侵略要求；前方打了胜仗，他又把战胜作为求和的资本，赶快与法国取得妥协，承认法国的既得侵略利益。洋务派在对外政策方面一贯的妥协投降立场，大大便利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活动，加速了边疆的危机。 资本主义列强还直接干涉清朝政府的外交活动。清朝政府第一次派出的“外交代表团”，就是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在中法战争中，美国为加强它对清朝政府的影响，进行了所谓的调停活动。英国为此也一再进行调停活动。特别是 。79· ==========第85页==========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中法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就越俎（音阻z)代庖，派遣他的亲信金登干至巴黎，与法国达成秘密议和协定。这一协定，大大影响了中法战争的结局。一八八七年，赫德又派遣置金登干至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谈判关于清朝政府对澳门征收鸦片税的问题。金登于以清朝政府的代表自居，公然订约，承认葡萄牙长期租占中国的澳门。在许多外交活动中，清朝政府还聘请一些外国人为随员或顾问，这些外国人利用职位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大力谋求新的侵略利益。 (三)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展，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外国经济势力已经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地区，渗透到许多重要经济部门。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越来越深。 通商口岸是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基地。到九十年代初，外国侵略者强迫中国开擗的通商口岸，共有三十四处。这些通商口岸，不仅分布在沿海各地和长江两岸，也出现于内地和边远地区，如甘肃、新疆、蒙古、西藏等地。外国侵略者将大量鸦片和洋货，从国外先运到沿海、沿江及沿边的通商口岸，然后向内地广泛推销。同时，它们又低价收买各地的农产、矿产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聚集到通商口岸，然后掠运出国。在许多通商口岸，外国商人还开设商行、工、银行，作为对华资本输出的据点。 外国侵略者自从取得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后，陆续组织了几个大轮船公司，控制通商口岸的交通运输事业。一 八九二年，中国各通商口岸，轮船进出口总吨数共约二千八百多万吨，其中属于中国的，只有六百多万吨。中国进出口货物 ·80· ==========第86页========== 一八八0年的上海 ==========第87页========== 的运输，儿乎完全依靠外国轮船，这给输入外国商品和掠夺中国原料，增加了不少便利。 由于外国侵略者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交通运输业，外国商品输入迅速增加，入超越来越严重。一八八○至一八八四年，进口货总值每年平均为七千九百余万海关两，出口货总值为七千零八十余万海关两，入超额是八百二十余万海关两；-· 八九○至一八九四年，每年平均进口货总值增加到一亿四千 二百万海关两，出口货总值增加到一亿零七百多万海关两，入超额达三千四百余万海关两。中国的出口货物，原先以生丝、茶叶、糖类等农产加工制成品为大宗，棉花、豆类、毛类等农产原料，出口较少。中法战争后，茶叶、糖类的出口值逐渐降低，生丝显著增加，而棉花、豆类、毛类等出口量，更迅速增加。茶、糖、丝、棉、豆、毛等六种农产品，一八八○至一八八四年，每年平均出口值，与一八九○至一八九四年相比较，茶叶由三千二百余万海关两，降为二千九百余万海关两，糖由三百三十余万海关两，降为二百四十余万海关两，而丝由一千八百余万海关两，增至二千五百余万海关两，棉花由三十余万海关两，增至 五百余万海关两，豆类由十余万海关两，增至一百三十余万海关两，毛类由二十余万海关两，增至一百七十万海关两。进口货物中，鸦片仍是大宗，每年进口值保持在二、三千万海关两上下，但比重已经逐渐降低。棉布、棉纱等棉纺织品的输入迅速增长，八十年代后期，已经代鸦片而居进口货值的第一位。煤油、钢铁等工业品的进口，也在迅速增长。棉布、棉纱、煤油、钢铁这四种工业品，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进口的情况、82、 ==========第88页========== 是：棉布由一千八百余万海关两，增至二千八百余万海关两，棉纱由四百六十余万海关两，增至二千零二十余万海关两，煤油由六十八万海关两，增至五百六十万海关两，钢铁由一百五 十余万海关两，增至二百七十余万海关两。中国愈来愈深地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八十年代前后，在外国工业品的进一步冲击下，城乡手工业破产的情况，已由沿海地区扩展到内地。由于煤油输入，四川的白蜡制造业逐渐衰落，植物油的销售，在一些地区也受到煤油的排挤。山西、湖南等地生产的土钢土铁，向来供应附近各省，这时也因为敌不过外国钢铁的竞争，大都破产。土纱、土布被洋纱、洋布排挤的程度愈来愈深，地区愈来愈广，影响也最大。长江下游和沿海各省，已有不少地方停止纺纱，更多的地方用洋纱作经线来织布，纯用土纱织成的布匹，销路愈来愈狭窄，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停织土布的现象。这些表明，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遭到显著破坏。织布业掺用洋纱和部分手工业购用外国原料，进行生产的结果，更使中国城乡手工业，陷于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的境地。 中国的对外贸易，早已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外国商品日益畅销，农产品大量输出，到八十年代以后，这些货物的国内市场，也逐渐被外国商人所控制。这时，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已有五百多家，其中象英国的怡和、沙逊、安利，德国的礼和、禅臣等洋行，都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大商行。外国商人操纵市场，任意抬高或降低价格。中国有些较大的商人， ·83t ==========第89页========== 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压力下，相继破产。中国的商业资本，不得不仰承外国资本的鼻息，变成外国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工具。钱庄本来是供应商业流动资金的旧式金融机构，这时，开始在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起着金融上的掮客作用。当时上海等地钱庄的流动资本，不少取给于外国商行的信用放款。华商购进洋货，和在各地收购原料，都用钱庄发出的庄票来支付。外国资本主义通过钱庄和在各地活动的商人，逐渐在一些商业部门，构成了一个商业和高利贷的掠夺网，并通过这个掠夺网，把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的许多地区和其它经济部门。 八十年代前后，外国资本主义在竭力扩大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同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和银行，以及对清朝政府的借款，也逐渐增多起来，明显地表现出日益注重资本输出的趋势。 这时，外国资本主义不仅增设或扩建了一些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船舶修造厂，和缫丝、制茶、制糖等原料加工厂，而且还新设造纸、卷烟、印刷等工广，利用中国丰富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制造工业品在中国销售。外国已有在中国开办矿场、建立纱厂的活动。到一八九四年，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广，已有八十余家，资本总额估计约为二干八百万元。其中最大的五家，各有资本一百多万元。 在银行方面，据记载，到一八六六年，上海已有十家外国银行。最早的是丽如银行，其次是阿刺加银行、利中银行、利商银行、汇泉银行、麦加利银行、汇隆银行、有利银行、法兰西 ·84· ==========第90页========== 银行、汇丰银行。一八八九年，德国在上海设立德华银行。一 八九三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一八九四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这些银行，以英国的汇丰银行资本最为雄厚。随着中国经济加速半殖民地化，中国封建统治者纷纷把剥削、搜括、贪污所得的巨额钱财，存入外国银行。如在-一八九一年四月，李鸿章一次就把白银五 十万两，存入德华银行。官僚买办存款于汇丰银行的更多。这些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外资企业，来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并经营国际汇兑，操纵中国的对外贸易；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 在外债方面，据统计，从一八六一到一八九四年，清朝政府共借外债四千五百余万两。借款的利率，在八十年代以前， 一八八○年以前的上海汇丰银行 ·85· ==========第91页========== r 高达年息八厘至一分五厘，期限较短；在八十年代后，年息逐渐从八厘降至六厘，期限较长，条件测为购买债权国的军需品、船炮和铁路建筑材料。这种变化，显示资本主义列强在向帝国主义的阶段过渡，输出资本的要求，正逐步增长。清朝政府的外债，大部分是向英国的在华银行和英商洋行借的，其中向汇丰银行借的次数最多，数额最大。由于外债附有许多侵略特权，八十年代后，资本主义各国在向清政府贷款上，开始了竞争。法国首先向英国的独断地位提出挑战，在中法战争期间，就企图以向清朝政府贷款二千万两作为议和条件之 一。德国接着也在一八八七年以年息五厘半，向奕環提供借款五百万马克（合库平银九十八万两），作为修缮三海工程的费用。一八八九年德华银行成立后，德国财政垄断集团，就有了对中国输出资本的阵地。美国资本也参加这一竞争，一八 八七年美商米建威企图勾结李鸿章，共同设立华美银行，由美国提供二千五百万两银子，作为资本。由于一部分中国官僚反对，美国财团的企图未能得逞。清朝统治集团不仅靠借外债来支撑它摇摇欲坠的统治，而且还以借外债来供自己挥霍享乐。 为了侵略的需要，外国侵略者还大力培养附属于他们的买办势力，在中国造成买办制度。·在祥务运动时期，买办人数日益增多，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外国侵略者在他们设立的商行中，培养了大批为他们推销工业品和收购农产品的买办，同时还在他们开办的银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工厂中，培植了许多买办。洋务派在向外国购买军火、船只时，也产生了一 86 ==========第92页========== 些买办。一部分官僚、地主，在与外国侵路者的交往、接触中，也越来越买办化。他们在买办活动中，获取大量财富。一八 八○至一八九四年，仅对外贸易经纪费一项，即以百分之五计算，便在一亿两以上。著名的买办，如唐廷枢、徐润、叶澄衷、盛宣怀，以及宁波方氏家族，都拥有数十万、数百万，以至千万两以上的资财。买办一面为外国侵略者进行政治活动，一面为封建官僚办理洋务，成为洋务派的重要支柱。不少买办，被洋务派官僚保举为政府官吏，或取得官衔。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曾为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等企业。盛宣怀曾代表李鸿章，向英、德、俄、美等国洽购军火，后来被李鸿章保举为天津海关道，主持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权势显赫。许多买办依靠捐资获得官衔，与封建官僚交游往来。买办阶级在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反动的杜会力量。 (四)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咯势力在中国的扩大，作为侵略先锋的传教土，也不断增多。他们遍及全国各地，设立教堂，诱人入教，进行深入的侵路活动。他们公开宣称：基督教的目的，“不但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中国，使之服从基督”，就是进行思想征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韦廉臣等老牌英、美传教士，利用洋务派举办洋务的浪头，勾结上层人物，打入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充当总教习和编译，以教外语、翻译书刑的名义，兜售他们的“基督文明”和殖民政策。李提摩太在七、八十年代，同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丁宝桢、张之洞、曾纪泽等拉上关 。87。 ==========第93页========== 系，就是要从这些祥务官僚身上，取得便利，在思想界和士大夫中，开展活动。他们更大办教会学校，一八七九年在上海设圣约翰大学，一八八三年在山东设齐鲁大学，一八八六年在北京设汇文大学，一八八九年在通州设协和大学（汇文和协和后来同协和女大合并为燕京大学)，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设岭南大学。在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期，又继续扩办了许多所这样的大学，以培植符合他们需要的、推备进入上层社会的新力量。一八八七年，还在上海开办了由传教士主持的广学会，这是以传教的名义，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机构。据说，他们是要“将泰西之道”，传播于中国，“原欲以兴西国者兴中国，盖深知中国有利，即不啻（音斥ch)有利于西国也”。把话说得明白 递及金国各地的载堂之一 88・ ==========第94页========== 些，就是要按照西方殖民主义的要求，来改造中国，变中国之利为他们之利。广学会主编的《万国公报》，影晌较大，还编译了不少书，流行全国。这些书报，除宣传基督教教义外，还为适应洋务活动的需要，取得知识界的好感。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造成的教会势力，正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打下基础的。 经过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大大地加深了自鸦片战争就开始的半殖民地化。这 一切都证明了洋务派的“求强”、“求富”过程，不过是一个接受外国奴役和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但是，洋务派曾经竭力宣扬他们的洋务新政，办工厂、建海军，好象很有点声势，也就迷惑了一些人，以为中国真的可以“自强”了。这种思想，在八十年代前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 一面对洋务事业表示怀疑和非难，一面又为洋务派效力，寄以“富强”的希望。这种情祝，到中法战争时发生了变化，较多的人看出祥务事业的破绽，知道它徒拥虚声，已露失败的征兆。由于中法战争中损失的只是福建海军，面陆军又取得“镇南关大捷”，祥务事业的虚假现象，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仍被掩饰过去。所以，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时，有些人还以为中国的海、陆军力量，可以对付得了日本。谁知几个月之内，陆军节节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甲午中日战争以割地赔款、损失惨重的《马关条约》而告终。严酷的事实，迫使人们不能不去检查洋务运动的这个结局。当时就有人指出：甲午之役，李鸿章的北洋海、陆军，“辱国丧师，为诸夷笑，由是淡洋务者，渐为世 ·89· ==========第95页========== 诟（音够gòu)病”。 洋务派妄想在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国内人民革命的基础上“自强”起来，结果被外国侵略者踢得粉碎，宣告破产，“富国强兵”成为一场历史的噩梦。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国人民并没有被洋务活动缚住手脚，也没有被气势汹汹的外国侵略者所吓倒，他们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失败后，一起又一起地继续举起反抗的旗帜，在全国各地打击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其中，有反抗清朝统治的会党起义，有抗捐、抗税的群众斗争，有各阶层参加的群众性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单由各省奏报清朝、载入《清德宗实录》的，就有成百起。而从一八七○年的天津教案到九十年代初的长江各省教案一类反洋教斗争，又是这一时期内最有声势的反抗斗争，同洋务派投靠外国侵略者的路线形成鲜明的对照，是对祥务运动的有力抨击。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国的富强和前途，只有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和斗争去争取。 ·90· ==========第96页==========